1949年03月06日
星期日
早饭后又落雪了。
接到芬一封信，除鼓励我以外，也叙述了她一位由北平来的表姐夫，那里一般工作人员所犯的谨小慎微的毛病，以及造成一种恐怖空气的倾向。并附来三年前我在张家口认识的一个名叫李芳(这名字还是我为她改的，原叫李特)的女学生由北平寄给我底一封信，说明她这三年中遭遇。她和她丈夫被国民党捕去了，他在解放前被牺牲，她想来东北工作，征求我的意见。
冒着雪我到了胜利矿附近走了一转，那里有个小学校正在排秧歌剧，井架上的车轮正在翻转着，平台上来回跑着玩具似的运煤车，蒸汽机大声地喘息着，一些孩子、女人们在从平头上倾下来的“麻圾”中搔抓煤块……。厂外倾倒麻积厂上有一些人们如土拨鼠似的穿入地下，掘着坑在寻煤，孩子们在焦渣堆边取暖……。
这矿井位置在露天坑北沿不远的地方，有两处约五十一三十米的红色方形哥德式钟塔形的井架楼，后面是一条东西街(杨柏镇，兴隆街），大部是工人住宅区，路两边有积水和街树(还很高），厂门口有一个小土山，小亭和小喷水池。工人们宅门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春联……。
我由露天坑北沿，盘旋地好容易下到坑底，如在一条大山谷内行走着。遇到一些拾煤和掘煤的男孩，女孩和女人们，他们用各样小袋子，帽子，书包……小鹤嘴镐……在工作，他们恐惧着矿卫队(过去矿警)截他们底煤，因为这是非法的。起始他们看到我穿军衣，似乎也恐惧到我。
在一群修理地钻工人休息处(十二点一半点之间)和他们闲谈了一刻，他们诉说在伪满一些日本监工动不动即打人，见他们面要鞠躬，每月要扣押金(即“劳动保险”），可是做工年一多，就借故开除(开除以后是在何处公营工厂找不到工作的，这要记入国民手帐），劳动保险基本全吞没了。每月要扣五角钱医疗费。一个青年工人激昂地说，他底一只手仅仅压坏了皮肉，医生就要给他“割去的好”，他不肯，自己医治，结果好了，他还指给那伤疤看。一个工人说他脚轧坏了，他例就要割去他的脚……他们讲了“平顶山”的故事，距现在十几年前，在抚顺露天坑东南面，有个平顶山村，一次秋天“大刀会”来了，那村中日本经营合作社人跑了，有的人拿了面粉，待大刀会走了，村人被控吿，于是日本兵挨家搜查，凡有面的即被逮捕，那正是八月节时，每家全有些面，于是所有一千多人全被赶到山上跪下，于是炸药全轰了，有一家五口仅一小孩被留下。后来那村庄也烧了，所有死的人就埋在那里，围以铁丝，后来那里做了路基，还掘出过银镯子与银元。日本人对于偷东西人，用绞刀绞死..在一处装车小房里坐了一刻，那里有一个害眼的人在守着，他每天约装三车，两人六车，每车三吨。
有一些从煤洞二点下班的掘工也取水在炉边烤火，捉虱子，吃烟。一个高鼻，黑眉乌眼，眼白发赤的工人诉说他无家之苦，老婆被饿跑了（吃豆面时每人上班全垂着头），补了一双鞋子八万元。对于他们每月只发二百斤煤不满，他们说那些发煤的职员们全是有家的，所以他们要一千二百斤(伪满时为对折），二百斤煮饭不够用(现又在增），他们也不愿要妓女作老婆。当我玩笑说可把解散的妓女给他们，他们说:“谁要那些玩意儿！”
在一具二百嘲重大电铲(洋镐)附近，我看了很久，它如一只长颈的大乌龟，又如炮垒，有转盘，有四脚，每脚是一只小坦克车的样子。据说那漏斗可容四吨半。工作起来它们像有感觉和生命的动物，从那方方的具有一排尖齿的口腔吞进煤或岩石，而后缩转过来，下巴一松，就漏进车厢里面去。响着金属的进行曲似的音乐。
我在第三采煤处第十五段罐笼工房看了一刻那“麻积车”和“翻罐”的动作，那也全是巧妙而有趣。一个大车重十五吨，装载十五吨，上下五分钟。
直到下午四时四十三分我才搭了电车回来。
夜间陈兴华画了一幅煤井画，一人在刨，一人在铲，气氛倒有，只是头灯光位置，角度，空间距离等，明暗比例等有些不对，我提出意见，他觉得对，愿意改。
“在画画上你是我很好的先生，但一接触到这些问题(他指《生活报》论争事件)你却又显得太年轻了。”他是不好意思说我“幼稚”的，他笑着说，我也只是笑了笑。
他和我谈话是很谨慎的，我也谨慎，这并非防备，猜疑，而是一种必要的尊重。
在这次论争过程中，有的人会猜测我会：
一，不管这些事，坚持走自己的路。
二，消极下去。
三，反感下去。
但最正确也是大多数关心和爱我的人，是希望我走第一条路的，但却希望我“进步”。
我决不在任何风波、打撃下退缩不前，或迷失了方向的。这更给我以奋斗的助力的，也是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