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09月01日
星期三
十二点和袁犀去车站送古达去安东。
下午二时去中苏友好协会参加市府举行的记者节。不想在这会中为了《文化报》事竟引起了一次较厉害的论争。起始市长朱其文的开会辞倒没什么，接着市委宣传部部长郑依萍，竟指出《文化报》登载“八一五”稿是有碍邦交的……我写了一个纸条问他是否要讨论这问题，他又说不了。接着我提出：1.市政府多把法律政令给各报，俾有所遵循。2.报纸涨价困难问题。3.设一个咨询机关。
最后有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俊夫，竟对《文化报》大肆批评起来了，而且责备我们解释得不充分……。这引起我底愤怒，疑心他们是有布置有计划地来开这会对付《文化报》，我痛烈地给以回撃：
一，指出他批评得不公允。
二，问他扣大帽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思想吗？
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可以吗？
四，哈尔滨的俄国人恶行事实。
五，他不了解中国情形。
从他脸上表情上看是很难堪的，杀了他的威风。据说此人平时很官派十足，动不动就搬出俄国来，这一次钉子恐怕是他平生第一次。会后朱其文邀我们到楼上，有廖井丹，张欢，郑依萍等。我把一些情形大致解释了一番。
对于这些恶劣作风，要斗下去，任何牺牲代价也在所不惜。
上午陈堤送来一篇稿子。
夜间记者会在莫斯科影院放电影，为《一个兵》和《丹娘》，描写苏德战争青年英雄牺牲故事。真实感很浓。老教官送学生上前线流泪一场面是动人的。
回想这些无聊纠纷并不愉快，真有点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