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04月05日
星期二
格蒙登
凌晨4点起床，趁天黑上路。乔丝·罗森菲尔德陪我们走了一段路；她想在附近的斯泰尔城内找到一家美容院。结果我们碰上两名酒醉的士兵，他们老远从匈牙利边界走来，一路通行无阻，可见德军阵营的混乱情况。
早上10点便抵达林茨。车站附近仿佛一大片废墟地，人潮万头攒动，看了令人十分沮丧。希特勒本来希望将林茨变成艺术大城，眼前却只剩下一片残破。
由于下一班开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阿特南—普赫海姆的火车下午2点才发车，又没地方寄行李，我们只好拖着行李鱼贯走进城里。天气燥热，西塔·弗雷德拖着大包小包塞满旧鞋、无盖保温瓶和西西·维尔切克其他垃圾的行李，落在后面。我们哀求她把那些垃圾全部扔掉，但她坚持不肯。
最后终于找到一家没被炸坏的旅馆，他们让我们进去梳洗及休息。然后再上街找邮局，想发电报给家人，却遍寻不得。我决定去找肉铺，结果非常自豪地带了半磅香肠回去。但西西和西塔都认定那是马肉或狗肉做的，坚持不肯吃；我只好把香肠送给女侍应生，令她大乐。喝了点稀汤后，西西和我到公园里坐在长凳上晒太阳，四周全是炸弹坑。后来警报响了，我们奔回旅馆取出行李，带着西塔赶回车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被困在林茨，或躲进林茨的掩蔽壕内。
车站里闹哄哄的，没有人知道该往哪里去。西西眼尖，瞧见一列火车停在另一条铁轨上，正开始冒蒸气，而且似乎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我们赶紧爬上车，静观其变。结果我们非常幸运，火车为了躲避即将发生的空袭，提早离站。
阿特南—普赫海姆是通往格蒙登与萨尔斯堡的重要转车站。下车后我们先进村里，村里只有一条街道；红十字会已接管所有的客栈，发放中心请我们喝汤。据说伤患不断朝这个方向涌来。看见那些皮肤被晒得红红的、制服浆得笔挺，且态度友善的护士，令人惊喜。这里似乎离战争还颇遥远，当地邮局甚至让我发电报给母亲；只不过不知她是否能收到。塔蒂阿娜在汉堡，距离太远，根本不必尝试。
下午5点登上驶往格蒙登的火车，西西和我在那里下车，西塔则继续坐到艾尔特蒙斯特。下周我们再会合，一起前往施瓦察赫—圣维特。
我们对格蒙登的第1印象不太好，等了很久才等到一班电车，不过后来渐渐习惯不时的耽搁。电车载我们到湖滨大旅馆“施万”前的市集广场；广场上也一片混乱，一辆辆载满从维也纳逃亡人潮的卡车不停驶来，这些人无处可去，下了车后便拎着包袱席地而坐。我在人堆里认出一位西班牙外交官。
我们徒步走上一个陡坡，抵达柯尼金别墅。别墅最早由坎伯兰伯爵建造，现在属于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未出嫁的阿姨，奥尔加。那栋建筑乍看之下像是已荒废了，我绕到后面马厩去找人。西西则被一条巨大的猎狼犬困住，动弹不得；狗围着她绕圈子，吠个不停。产业内插了好几个“内有恶犬”的告示，让我们有点担心。后来终于有一位德国上校的太太开门让我们进去，她自己也带着两个小女儿在逃难。然后她唤来一位典型的旧式侍女——戴着夹鼻眼镜、头顶上梳个髻的施耐德小姐。后者领我们上楼，把我们安顿在主卧室内。主卧室很小，摆了一张窄床，床尾放一张长椅。我们俩抽签决定谁睡哪里。施耐德小姐很不开心；虽然克里斯钦通知她我们会来，她却不知道确实的日期，所以没做好准备。其实我们满心感激克里斯钦，哪还会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饭后我们泡了一个舒服的澡。整间浴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满了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声，原来是格察·帕贾斯维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一起开车过来，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带来了。不仅如此，格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拖车，挂在车后，上面堆满其他朋友留下来的东西。即使在这种非常时期，有胆识、有决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丢下的东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风琴，和西西的一只皮箱。
我们坚持要他们留下来过夜，但睡在哪里呢？这栋房子虽大，但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从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医院）运来的家具。最后我们两个女孩挤在窄床上，格察睡长椅，卡皮斯坦则睡在浴室一张临时架起来的沙发上。他们叙述了维也纳自我们离开后的状况。
过去几天情势遽变，我们离开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汉西便领着部队移防到阿姆施泰滕。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载着那三名提供汽油、证件及汽车牌照的党卫军逃兵离开，格察同时答应替他们运送所有的行李。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三名党卫军中，竟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即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副总经理，鲁施先生。他人这么好，实在不像一名党卫军，我因此怀疑他为了离城，可能也持有假证件。格察强调他奉派替盖世太保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证件有效期为一个月，他们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个萨尔斯堡区域。本来他应该在抵达圣吉尔根之后把车子交给那三个人，但他认为自己已仁至义尽，不打算那么做，于是便让他们在林茨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