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23日 02月五号 雪
《快报》田赋负担文甚详。 赋税负担 本年开始，中央财政上有一簇新景象，为税制改革案，其中包括撤消内地海关，停征货物税，裁撤缉私队，停止专卖办法诸端，节省支出，减少弊端，在财政紧迫时问，尤能牺牲若干税源，而为人民福利着想，足征政府求治心切，而毅然施行，又足见主持者之勇武果断，实令人钦佩，惟今日之中国财政政策，与战前有绝大变迁：即现在之课税标的趋重于土地，于是而土地税额，摇摇直上，有领导其他税项而居战时财政主干情亭，由是发生负担不均，而使地主有赋税繁重之感，兹分别研究之。现在以土地为对象而征课之税，有田赋，地价税，土地增价税，此外尚有就土地摊派之乡镇储茜，及马乾等款。其中最主要者，厥为田赋，田赋自划归中央后，即改征实物，非但因粮价上涨，而折算法币数量增加，即实物征颍亦迭经提高，惟以大部国土，接近战区，军事上进退无常，不能作整个之比较，以收数量最大之四川而言，三十年度征购总额为一千二百万市石，三十三年即加为二千万市石，而省配颛又加百分之八，共约二千一百六十市石，如将借额剔除，尚有九百八十余万市石，此外尚有积谷三百二十万市石，县地方筹补公粮最低颍亦在五十万市石以上，则田赋之负担总颍，至少为一千三百六十万市石，如以现在谷价，每市石三千二百元计算，约四百三十五亿元，至战前仅二千四百万元，本年较战前增加一千八百余倍，进展之速，恐无与比伦。 中国战前税收为关盐统三项，战后因海口之封锁，及税源之减少，现在收数实不能与以前收数妄作比较，兹选择纯以商业为对象之营业税，仍就四川一省作概括之对照，四川营业税额，战前约为六百万元，约当田赋四分之一，至三十四年预算数字，闻连同直接税及印花税在内亦不过六十亿元。姑以一半作营业税额，增加比率，亦不过五百倍，与田赋比较更降为十四分之一，营业税原就营业额课税，如比照物价增渐倍数计算，反较以前低落，其最大关键，为课税技术缺欠，而致逃税过多，试纵目一窥，所有市场上之买卖行为，大半为投机商人，既无牌号之设置，当亦无从向其课税，即使设有牌号之正式铺店，又谁不备县双套帐簿，而施行逃避之伎俩，资本家实神通广大。 同时田赋，既以土地为对象，无论税率如何增加，其纳税义务人，亦无法逃避，至其负担一律以土地单位不论有无收益，均须照额完税，以致有买粮完粮之事实，所有税率亦极不一致，以成都县为例，本年度每亩须完粮四市斗，以二分之一作征额为二市斗，此外乡镇储蓄及马乾等款仍须二市斗，每亩所收租谷最高不过二市石，减除田赋杂捐以及完粮用费，地主终年所得，不过稻谷一市石五斗。照每石三千二百元作价，亦仅四千八百元。上年年底每亩田价，最低亦须七万元，比例计算，则投资于土地者，周年单利亦仅五厘。较任何投资利率为低，虽可希冀地价上涨，而田价上涨以后，尤有增价税之负担，以是资本家认清门路，舍不动产而就动产，而田风更形疲滞，大地主尚可支持，小地主莫可如何，亦惟有出卖产权，结果为大地主所兼并。 由于赋税负担之未能平衡，以致土地兼并，以致商业资本有所侥佳，非但助长商品囤积之风，又与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遗教不合，仍望政府能在税制改革以后，作更进一步之努力，对于以营业为课税之对象，仍设法加以限制，无使逃避，同时对于土地课税，亦毋过认为合于确实之原则，无厌增加而变为土地单一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