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01月12日
我请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强我再从情报局头子那里去获取军事政治情报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丢脸的。
每天，我得去聆听他屈尊告我的新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耐心地听取各种各样的假报告而已，情报局头子还总是想嗅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我要把错误的消息从所有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劳累不堪。
第三，他经常对我隐瞒有损苏联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实情况。
第四，他恨我。
他想干掉王明的时候，我进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饶不了我的。
他恨我，还因为我告诉莫斯科，他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残害持国际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第五，我还在受监视。
情报局头子的局里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用来监视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来败坏我的名誉，并说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报告都不可信，用这个办法来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毛泽东。
为了让我的请求站得住脚，我对他说远东形势正在变得极其复杂。
在这种形势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报。
延安既没有外国报纸，又没有新闻中心。
因此，我对重要时事未能及时得到消息。
在当前的情况下，康生不能够（我当然不说他就是不愿意）客观地评价形势的发展。
我无法得到可靠而及时的消息，这对共同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难反对，但是他还是表示遗憾说，他别无良策，因为康生是特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的话，”毛开玩笑说）。
我说我倒有个办法。
看得出来，叶剑英同志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地位而掌握着必要的情报，他能够对时事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最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这无疑会提高情报的价值）。
叶剑英同志见多识广，这就保证了他能提供够水平的报告和见解。
要在两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那时，世界上所有电台都已计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战胜苏联所需要的时间。
毛勉强地同意了让叶剑英作“新闻专员”。
他不是由于软弱而让了步，他只不过是开始在认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场赌博，而我在他的计划中已被排定在某个位置上。
值得惹我生气吗？
分手时，毛泽东含笑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从谁那里获得情报；主要的是使情报为“共同事业”服务。
【注】
许多说法认为：
本日记系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或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撰伪造。
据称内容在资料来源下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杜撰和修饰。
即便如此，也可以抱着审慎的态度从日记内容中获取一些其他信息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