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1】（1944年08月12日）

（一）梁【2】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
如果说去年10月国民党宣布了政治解决的方针而没有进行谈判，现在中共代表林伯渠【3】同志去渝以后才开始了谈判的话，这样说，关系是比以前有了一点微小的改进。
可是，梁先生又说：
“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一部分解决了。”
我可以负责声明，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举例如我们要求政府恢复渝延【4】间、西延【5】间电台通信，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造谣污蔑的言论等事，都未见有任何解决，更不用说停止封锁边区【6】、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事了。

（二）梁先生认为，“根本解决问题困难很多”。
又说，“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
这完全是一种给国内外关心两党谈判人士一种错觉的说法。
实际，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们从西安事变【7】以来，即不断向国民党建议，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
只有循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与解决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
我们拥护统一，是拥护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
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要求他坚决抗战与真正实行三民主义。
这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要求，而且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的要求。
但是，国民党统治人士与政府的观点，则完全两样，他们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至今仍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用一种自大和武断的精神，只强调别人应无条件地拥护政府、拥护统一，而不许问这种统一是否对抗战民主团结有利。
这就是现时双方谈判所以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

（三）梁先生又认为：
“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
梁先生此话完全与事实相反。
国民党所希望于中共的，是实行其1937年09月22日所宣布的四项诺言【8】。
七年来，我们已经切实地实行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
今年03月12日我在延安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说【9】中，已经详细地说到了这点。
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呢？
一句话，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障碍所在。

（四）梁先生所说的过去三个月政府和中共的谈判经过，也与事实大有出入。
林伯渠同志05月02日到西安后，即与王世杰、张治中【10】两先生作初步商谈。
林提议以我在0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问题为商谈的根据，张、王不愿，张、王主张先就两党目前有关的军事及边区问题商谈。
对于编军数目，林提出现在分散在各敌后游击区的正规军四十七万七千多人，都是久经对日作战有成绩的部队，请政府立即予以编整。
为了使问题容易解决，请先给以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但张、王只主张编四个军十二个师。
关于边区问题，张、王主张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中央法令。
林提出区域及现行民主制度不变，实行三民主义。
关于党的问题，林要求须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
关于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一切都应按有利抗战的原则来解决。
关于撤除边区军事经济封锁问题，张、王允先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等等。
西安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如此。
林与张、王最后一次会谈时，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以备参考，然后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这个意思已在记录上注明了。
林就在这个记录上首先签字，但王、张未签。
记录既系综合双方谈话的意见而成，显非林之一方意见，且又未经双方中央所批准，自更不能作为预备协定。
这是稍具常识的人都能明了的事，而梁先生却企图指鹿为马，混淆听闻，实在令人遗憾。

（五）05月17日，林伯渠同志偕张、王两先生飞往重庆。
21日，我党中央即有复示给林伯渠同志，嘱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
其中主要内容，关于全国政治制度者三条：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
关于编军，为委曲求全计，请政府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并给以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
关于地方政府，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自治政府。
关于封锁和进攻我军问题，请政府撤销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我军的军事进攻。
关于盟国【11】援助问题，请政府对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按正当比例分配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此外，尚有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恢复重庆、西安两办事处电台，允许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往来渝延间、西延间的自由及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等等。
该提案于05月22日送交张、王。
张、王以条文如此写法，无异暴露国民党之罪状，而拒绝转呈政府。
林为尊重张、王意见，转报我党中央请示。
旋由我党中央复示，在文件上只写关于全国民主政治及编军、停攻、停封锁等十二条【12】，而把请求政府停止特务反共破坏活动等八条改为口头要求【13】，于06月05日送交张、王。
张、王亦于同一时间将政府之提示案交林转告我党中央。
但张、王仍拒绝向政府转呈我党提案，嗣经多日争执，张、王始于06月15日复函称，已将我党提案转呈政府。
按双方提案实有极大距离，在政府提示案中：
一、关于我方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撤销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军事进攻，按比例分配盟国援华物资，停止特务活动，停止造谣诬蔑，恢复电台通讯，停止无理检查报纸，允许渝、西两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走路自由及购买生活物品自由等项，一字不提；
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限期集中使用”；
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
四、对各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交还久已离开该地不知何往的所谓“各省政府”接管，五、要求取消各抗日根据地为着抗日需要而发行的必不可少的地方纸币。

由于两党意见距离甚远，我党中央曾邀请张、王两先生来延安商谈。
林伯渠同志要求回延安报告谈判经过，以便我党中央根据其报告，对于政府提示案作正式之答复。
张、王则称现正在请示中。
三个月的谈判经过，就是如此。
而梁先生竟谓：
“中共并未回答政府条件，反而提出十七条对案，经过修改后改为十二条，这些条件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谈判所同意的有显著不同。”
这完全不合事实。
事实上，我方提案在先，彼方拒绝接受，我方为委曲求全计，将提案二十条改为书面十二条、口头八条，于06月05日交付张、王，彼方提示案亦于同时交付林伯渠同志，并且我们已屡次表示政府提示案与我党意见相差甚远。
且我党第1次提案是二十条，非十七条，后分为书面口头两部分，乃是我党中央为委曲求全而这样做的，并非“回答政府条件”。
梁先生竟然抹煞事实，用意何在，殊属费解。

（六）梁先生最后说：
“目前正在处于泯除蒋委员长的条件和共产党的对案之间的分歧”。
我党也希望真能很快地泯除这种分歧。
梁先生再三声言，肯定中国不会再有内战，这是我党所十分欢迎的。
但可惜目前事实，尚与梁先生所谈不甚一致，例如：

一、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即使在最近数月，亦尚有零星的袭扰情形。

二、在华北，自今年01月28日起，阎锡山【14】的第61军即取得敌寇同意，最后更订了协定，从汾西地区渡过汾河，侵占汾东地区，向我决死队【15】、八路军大举进攻，直至现在，还未停止。

三、在华中，国民党李品仙【16】部队最近仍不断向我鄂中、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进攻，而这些部队正在为牵制敌人向我平汉、粤汉【17】两路进攻而战斗着。
鄂中根据地最近正因营救了两个美国飞行人员得到了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18】将军的谢函。

四、在华南，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今年曾先后救出六个美国飞行人员，可是这个区域的东江游击纵队【19】，于05月间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罗懋勋【20】部两千余人的进攻。

这些就是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的证据。

总之，依照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
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取得效果。
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十分热烈的心情期待着这些的。

【出处】

根据1944年08月13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

【1】1944年07月26日国民党中央社英文稿登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读后，于08月12日走访了周恩来，询问对梁谈话的意见。
本篇是周恩来对新华社记者的答复，发表于1944年08月13日《解放日报》。

【2】梁，指梁寒操。

【3】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4】渝延，指四川重庆与陕西延安之间。

【5】西延，指陕西西安和延安。

【6】边区，指陕甘宁边区。

【7】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8】1937年0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0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
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奋斗目标，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实现民权政治；
改善人民生活。
在此目标下，郑重向全国宣布四条诺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9】1944年03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02月24日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延安各届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
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宪政和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
我们主张实行宪政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
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国共关系紧张，但中共始终坚持国内团结的立场，坚守1937年提出的四条诺言。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该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国共两党果能本此基点推诚相见，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必能团结合作，达到驱逐日寇之目的。

【10】王世杰，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国其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是国共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代表。

【11】盟国，即同盟国，见本卷第250页注【6】。

【12】指1944年06月0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
其要点是：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结社、出版、集会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四、将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
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五、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六、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七、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八、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分给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得之一份；
九、取消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十、释放各地被捕人员；
十一、停止对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十二、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办党办报。

【13】1944年06月04日，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提出十二条意见书的同时，又委托林伯渠提出八条口头要求，其要点是：
一、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二、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
三、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
四、请政府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
五、请政府制止特务机关伪造各种证件和伪装各种人物、向外国记者告状，以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的活动；
六、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
七、请政府放还被政府军队扣留的前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
八、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14】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战区司令长官。

【15】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2战区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1937年08月01日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组成，成为“山西新军”的主力，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12月至1940年0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1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12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未能得逞。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军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

【16】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1集团军总司令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保安司令。

【17】平汉，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粤汉，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18】陈纳德，美国人。
1937年来华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
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19】东江游击纵队，参见本卷第435页注【1】。

【20】罗懋勋，1943年起任国民党军第156旅参谋主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