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05月23日
星期二
夜睡不好，竟做了些奇怪的恶梦。
天气阴沉，身体又有些着凉，流鼻涕，要伤风……整日的心情非常恶劣。对于什么全无了兴趣，甚至于想到死！
近来很被要去重庆的思想扰乱着，在这里住得又感到了厌烦，我觉得我是应该去那里，一方面可以把《第三代》印出来，换一换环境也许能写出一些东西来，同时随了政治环境改变——国共正在谈判——也应有些人往外面做一些文化工作了，我想我会走。
同芬谈了我的想法，她也感到寂寞，我们只是讨论着将来是全家走还是一个人走的问题。为了方便当然就还是我一个人去合适些，为了免除感情牵制，就应该全家去。我如果入了党，就多带几个人出去，我想李又然和张仃比较合适些，他们对于工作是忠诚的，同时对一些编辑刊物，校对技巧方面也比我强。如果需要秘书就带郭xX，他能记，同时也是个忠诚的人。
我想把一些杂文抄一份，《第三代》写完它，但没有纸张，也没心情。这一切只好等一等再说罢。
晚间小组开会，讨论对重庆“压力”问题。我提出中心交涉问题，应该是[1]撤销边区封锁，[2]撤销原稿审查制度，开放言论等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舆论压力），其它问题全是次要的。再如何利用重庆的矛盾——国际、人民、敌人、内部、各党派——认清有利面而利用它，增加客观压力。蒋介石如今已无投敌人和反共的自由，他只有向前走的自由——不管他主观愿望乐意或不乐意——客观条件已决定如此，所以担心他流氓性——流氓一定要靠主子，无独立性——投敌等时期已经过去了。
如今一个作家是不容易了，他要懂得任何事物，而且要懂得好，否则他就要陈腐。因此他们要比别人加三倍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