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月0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
关于路线学习问题，讲话指出：
（一）党内党外问题。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
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
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
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
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
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
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
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
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
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反对一切。
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
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
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
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
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五）对六大的估计。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
（六）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
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
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
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严重。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讲的这六条方针性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讲话指出：
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
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存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不用脑子想问题。
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
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讲话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
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
去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
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
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陈云参加西北局领导，任财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

△同日
和康生、彭真复电黎玉、萧华【12】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
“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党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今年不要普遍举行”。
“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12】黎玉，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萧华，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