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09月04日

重庆“军方发言人”说了一大堆废话。“日本人近来向缅甸增派了3个半师，正竭力准备抵抗盟军的反攻”、“日本人已将10万军队调入法属印度支那”，等等。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经人授意的声明，使“花生米”在采取行动的压力面前可以找个借口。“他们太强了。”“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所需要的是飞机。”等等。老一套。

注意。当我开始来到这里时，我告诫自己，对我这样一个水手来说，唯一保险的策略是从道路中间一直走下去。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单一的思路，我也就不能离开主要目标而只去找捷径。不能试图通过玩政治来走捷径——我的喉咙在第1次绕弯时就会被割断。我应是十足的约翰·多伊，像金鱼一样生气勃勃。这样，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于前面的问题上，而不必为头一天讲的谎话烦心。

这是一个好的策略。我从未因戴笠和国民党在我的房子里安插间谍而忧心忡忡，即使我在他们翻阅我的文件时抓住了他们也同样如此。跺跺脚、迅速而出其不意地回来就会有所收获。我从不为对大元帅讲些什么而费心。我可以见到他的“顾问们”咬着指甲、浑身发抖，对此我会一笑了之。我给他的是事情真相，不管是否让他高兴，只要真实。这常使他发疯，很长一段时间他一定十分怀疑，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让他了解全部真相的人。而且肯定有许多人对他说我在撒谎。这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因为我攻击了那些假报告、怯懦行为、玩忽职守、走私、偷盗以及诸如此类的不正当行为。我有足够的证据使他相信，至少在这些案子上情况是真实的。

大元帅以为，通过让我担任他的联合参谋长我就必然会接受他给我的命令。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还有别的身份，如顾问团美国代表、美军司令、租借物资分配人。

他发现我并没有根据他的命令分配租借物资，也不允许他随意动用美国部队，这使他气得发疯。他可以发脾气，但他奈何不了我，这一想法让人感到欣慰。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心安理得地离开，知道他身边那些只会唯唯诺诺的人、寄生虫、盲目崇拜者和马屁精驳不倒我的话。既然是事实，他们又怎么能够推得翻呢？

在发现我同他所习惯了的那些人不同、不会顺从他最微小的愿望之后，他便竭力降低我的重要性和威信，做法是不理睬我、不理睬同我有关联的任何事物，包括他自己的军队。很难设想他会这样做，但我相信还有另外两条原因也在使他这样做：（1）由一个潜在的对手掌握的经过足够训练的部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2）他的策略是引进美国的空中力量，静观他们来打他的战争。

在进行训练的问题上出现的连续拖延和阻碍一定是由于他害怕对他权威的挑战，再有就是他相信空中力量是决定性的，因而不肯把时间花在地面部队上。否则，他也不会洋洋得意地冒险让他那状态极糟的部队在南部边疆面对一场对中国和他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进攻。另一种也许存在的原因是，他确实认为军队状况不错，只需要一些武器就能使它战无不胜。很难想象一名军人会蠢到这种程度，但他在1942年缅甸战役之前显然确信，他的第5、第6军是他军队中的佼佼者。第55师、96师、新28师、新29师、93师。甘丽初！杜聿明！俞飞鹏。天啊！

完全不理睬你的参谋长是好的做法，但我表示怀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把关于各种问题的备忘录和研究结果呈送给他。他不肯屈尊来讨论其中任何一个。不可能同他争论什么。他只是下达决定——总是“不”。仅此而已。贤明的主已经决定了。结束。他一定以为我是个坚持己见的怪人。但是，我有我的使命，慢慢地，我取得了他无法动摇的立足之地。美国人的效率、真诚和可靠开始得到了证明，对我们和我们方法的尊敬开始在中国军队中流动起来。一小批中国高级军官意识到了我们所提供的机会可以使军队重新焕发活力，他们一再要我坚持、忍耐，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退却。[这段文字未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