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07月29日
星期四
我努力想说服母亲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她不肯，说我可能需要她。若不必替父母的安全担忧，我会更快乐——尤其是母亲，她留在这里真的很危险。
蜜丝1978年回忆——
1942年秋天，母亲去西里西亚和奥尔加·皮克勒住了一段时间；奥尔加的丈夫卡尔·腓特烈正好休假经过。盟军刚在北非登陆，母亲秉持她直言不讳的个性，到处预言德军若不改变对俄政策，下场将十分凄惨。
两周后，兰曹走进我办公室，关上门，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封由皮克勒伯爵签名、致盖世太保的信，大意为：“吾妻幼时玩伴，瓦西里奇科夫公爵夫人，强烈反对我国之对俄政策，并抨击我方对待战俘的方式。她与盟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维持友好关系，所透露的消息很可能对德国不利，因此，绝对不可准许她出境。”盖世太保将这封信转寄给外交部，下令不准发给母亲离境签证。
在战时的德国，任何人遭到这样的指控，通常都会被关进集中营。兰曹告诉我母亲无论如何不可企图离开德国；最明智的做法，是让她暂时消失一段时间，譬如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塔蒂阿娜住。可同时，她又着手组织对苏联战俘进行支援，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母亲一向坚决反共——她的两个兄弟都在大革命早期丧命。这个立场她坚持了20年，甚至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赞同希特勒。1941年，她为了参加塔蒂阿娜的婚礼来到柏林时，仍然相信德军入侵俄国将造成俄国民众群起反抗共产体制；待重新建立俄国国民政府之后，再来对付德国人不迟。因为她从未在纳粹统治下住过德国，想说服她希特勒跟斯大林一样是恶魔，并不容易。塔蒂阿娜和我已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目睹希特勒和斯大林为了毁灭波兰如何狼狈为奸，又握有德国人在波兰种种暴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俩并不抱存任何幻想。
随着德军在俄国占领区内，种种残忍又愚蠢的政策被公诸世人，以及俄国境内及各地战俘营内受害人数不断增加，母亲对祖国的爱，加上她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护士所产生、现在又再度复发的“恐德症”，终于取代了她早期的反苏维埃情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减轻同胞的痛苦，而且首先应从俄国战俘开始。
她不仅开始与许多在德军司令部里的老友联络，亦通过红十字会驻柏林代表马蒂博士，与日内瓦国际总部接上线。但苏维埃政府与革命之前的俄国政府做法不同，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意味着俄国战俘在祖国政府的眼中，和叛国者并无不同，只能自生自灭，大部分人的下场是饿死——除非得到其他方面的援助。
母亲于是联络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教母，在纽约托尔斯泰基金会工作的苏菲·帕宁伯爵夫人。在她牵线之下，两位世界闻名的俄裔飞机制造商，西科斯基与舍维尔斯基，以及北美暨南美洲俄国东正教教会相继介入。他们很快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救援机构，凑足几艘货轮的食物、毛毯、衣服及医疗用品等。此时美国已参战，因此这批物资都必须向中立国阿根廷购买。当这批货轮正打算启程，长途穿越到处都有德国潜水艇埋伏的大西洋时，整个计划却几乎流产：捐赠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救援物资必须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俘虏营内配发。德国军方已经同意，但最后需经希特勒亲自批准。
母亲去见陆军总部的一位上校，他带她走到隔壁的蒂尔加滕公园，避开监视的耳目，开口说：“我感到很羞愧，但元首说：‘不！绝不！’母亲答道：‘好，那我就写信给曼纳海姆陆军元帅，他绝不会说‘不！’”母亲说到做到。当时统帅芬兰陆军的曼纳海姆男爵，在1918年曾自红军手中解放芬兰，他亦是前俄国近卫军军官，和我们家是世交。由于他的影响力，芬兰军队（不像他们的德国战友）对苏联作战期间表现一直规矩正派，对待战俘亦完全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因此他们的战俘大多生还。母亲很快接到曼纳海姆的回复，救援船只如期抵达瑞典，物资亦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芬兰的各战俘营内迅速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