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月19日

晴

回忆

《中国之命运》五四——五五页中说：

“在中国领土上面，帝国主义者的军警可以向中国军警、商民任意开枪，而中国军警瞠目举手不得还枪。否则中国军警如有动作，帝国主义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少数外国军警原不过帝国主义者的象征，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故帝国主义者恫吓与射击之来，中国官兵不仅没有还击的勇气甚至无还击的想念。国运的悲惨，竟到了这个地步！军人精神受了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国家观念亦因之消失无遗了。”

这段话是冤枉的。中国军警不是“瞠目举手”“没有还击的勇气”或“还击的想念”，相反，他们都是义愤填胸，有不可遏抑的勇气。不然何以迭次都要高级长官下严令镇压其“还击”？

1928年济南惨案，中国军队于05月03日下午三时开入济南，商埠日警向之开枪，中国兵自然也要自卫。然而我国最高军事长官的急令：“限本日下午六时所有军队退出济南城二十里，违者师长以下一律枪决”。

1929年，日寇交还济南，中国派军警接收，我们的最高当局有严令三条：1．日兵如要缴你的枪，你即把枪架起；2．日兵如要捉你，你即两手反扣；3．每人子弹有数的，谁少了一粒，枪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电告中央说：“这次无论如何怪不得我。开始我听到风声即下令如发生日兵肇衅事件，不准还击；还恐不稳，又下令沈阳驻军，一律把枪械缴还兵械库；情况愈紧，恐缴械入库来不及，又下令要他们把枪支架在营前。”——自然这些是遵照最高军事首长的意图做的。

1932年上海战事，日舰开到南京向城里开炮，狮子山我国炮台，看了他打，却奉令不准还击。

1932年05月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红军逼进武汉，日本驻汉领事开了会，说蒋军已不能守住武汉，应请蒋军退出武汉六十里，武汉防务由外军担任，果然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洛阳来了一个蒸电（05月10日），说武汉华洋杂处，情形复杂，如遇和外兵冲突，绝对不得还枪，必要时得退出郊外。

这些都是当时公布在报上的，可惜记不起原文，但意义一点不会记错……这样的新闻，给我的印象太深。

其次，说一还击，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也不合事实。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写上一条：外国军警开枪打中国人或军警，中国人或军警定要跪着受死，还手就是大逆不道。彼以“礼”来，我以“礼”往；他开第—枪，我开第二枪，有甚么说不过去？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不是一同事，他也就让步吗？

由前者看，是我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没有还击的勇气与想念，因而力图镇压中国军警和人民的勇气与想念，他们忘记自己还是个国家；由后者看，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帝国主义即他们的老祖宗骇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