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02日

明天我将飞往莫斯科。

大约一周前，我收到一封电报，召我去莫斯科，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
很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再一次见到我的人民，再一次“重返故土”。

然而，我认为其中还有比磋商更重要的意义。
在我看来，我被召回可能也是我们对英国政府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因为英国在第2战场这个问题上言而无信。

对于我将离开的通告，艾登正是这样解读的。
他大为震惊，惊叫道：“什么？你要现在这个时候离开伦敦吗？”

“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反驳道，“反正，现在不会有第2战场。我没有理由不飞回莫斯科待一段时间。”

安排飞行用了一个星期。
英国人为我安排了一架飞机，同机飞往莫斯科的还有英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一名奉调回国的苏联军人也与我同行。
这是一条有趣的飞行路线：直布罗陀一开罗一哈巴尼亚—古比雪夫—莫斯科。
我还从来没去过埃及，我马上可以看到金字塔了！

祝一路平安！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一个时代的终结：迈斯基被召回

李维诺夫和迈斯基都选择将被召回莫斯科说成是对推迟开辟第2战场的抗议，而不是在苏联旧外交圈子同斯大林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所遭受的个人挫折。
他们最想让他们在西方的对话者知道，他们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晋升（两人都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对其个人的欣赏以及他们依旧是局内人。
迈斯基的知交密友们，特别是比弗布鲁克，认同他的看法，认为迈斯基被召回归因于斯大林对英国意图的怀疑不断加深，其中过错“完全在于首相，因为他本质上是反苏的，并且他现在已经年迈，无法转变观念”。
跟俄国打过交道的老手布鲁斯·洛克哈特描述了迈斯基是如何最急于知道英国公众对他被召回一事的反应。
当迈斯基得知有相互冲突的两派观点——一派归因于斯大林的不满，另一派认为“有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英国通在莫斯科”对斯大林“会有帮助”——时，他眼睛都发光了，承认“在莫斯科也有两种解释”。
于是，第3种解释——他已经失宠——就被避开了。
李维诺夫给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留下的印象是，是他自己坚持要回莫斯科，这样就可以直接影响斯大林的外交政策。
然而与此同时，李维诺夫也抱怨说“对于自己政府的政策或计划完全不知情”。

回到莫斯科后，闲不下来的迈斯基很快就向英国媒体简要介绍他“新提拔的职位”，还告诉他们——引用媒体的话来说，他“得到乔的高度重视”。据《泰晤士报》报道，当俄罗斯正在准备其战后政策之际，考虑到迈斯基“对英国的直观认识和深入理解”，以及他对“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独到和敏锐的观点，斯大林希望他“与莫洛托夫一起，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然而，《时代周刊》更准确地推断出，严酷的现实是，“小迈斯基”将会“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官僚主义的迷宫中失去方向（这意味着他在伦敦不知疲倦地四处活跃让他的上司不快）”。讽刺的是，迈斯基在1938年对范西塔特的“晋升”有过类似的评价：“新任命应该被视为一种降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份退休证明，只不过有制服、勋章和养老金。”

莫洛托夫一直在寻求机会把迈斯基和李维诺夫分别从伦敦和华盛顿召回，因为两位大使认为那里是他们的“私人领地”。然而，斯大林从不避讳利用他们与西方无与伦比的联系以及熟稔的关系，尽管是在严密的监控和有限的范围内。李维诺夫和迈斯基都不是心存幻想之人，他们都清楚意识到，此次召回的首要动机就是剥夺他们在华盛顿和伦敦分别享有的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都不愿回到莫斯科。他们那些被召回莫斯科的同僚的可怕命运，依然历历在目。
在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记忆里，李维诺夫一直是个“热情洋溢”的人，直到得知被召回的那一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彻底地崩溃。他的态度表明，他在斯大林那里的地位相当脆弱。他肯定很害怕，如果他在华盛顿有辱使命，自己会性命难保。”
李维诺夫的妻子艾薇在丈夫回国后还在华盛顿多待了一段时间，她私下向朋友们透露，她担心可能再也见不到丈夫了。在她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她着重描写了丈夫“几乎要发疯了……他想留下……他开始做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写回忆录），因为他不想回俄罗斯”。她接着描述：“当时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和斯大林争吵——与斯大林吵得不可开交……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跟所有人争吵……跟莫洛托夫……跟所有人争吵，他们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
一回到莫斯科（迈斯基也是如此），艾薇“总是警觉地四处张望。她恳求她的朋友不要给李维诺夫寄书，也不要来看他们，这样‘对大家都安全’”。

将此次召回说成是对西方的抗议，把历史学家们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应该记住，召回李维诺夫的决定是在4月下旬作出的，这是在盟国之间的主要冲突爆发之前的事。
这也表明迈斯基在英国时日不多。他一得知华盛顿的消息，就马上立下一份政治遗嘱交给他的妻子：

亲爱的阿格尼娅：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求：

（1）请你把我的笔记（日记，或者我的“老夫人”，我喜欢这么叫它）送交斯大林同志。它们在我的两个小手提箱里。
（2）你本人把我所有的文件整理一遍，然后把它们按照公务文件和私人文件分类。属于公务文件的，应送交莫洛托夫同志。所有这些材料都放在我的个人保险箱里、保险箱旁的铁柜里、小手提箱里以及我们公寓的其他地方。
（3）我希望出版我的童年回忆录。

葛罗米柯从职业生涯初始就一直是莫洛托夫的门徒，他在回忆录里描述，迈斯基被任命为大使常驻伦敦“令许多人震惊：在内战期间，一个曾在萨拉托夫孟什维克政府任职的人，怎能如此长时间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外交职位”。葛罗米柯宣称，人们评价迈斯基在伦敦的活动时“总是带有一些保留意见……这个人过去的政治经历压倒了所有对他工作的评价”。随着战争的持续，迈斯基在那些长得“不合理的”电报中，详细描述了他与英国政客们的会面。这些电报“通篇是他自己对当前形势的描述”，已经“使高层非常不快”。最后，葛罗米柯回忆起与莫洛托夫的一次对话，当时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决定“必须把迈斯基换掉”。

回到莫斯科后，迈斯基名义上负责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却被疏远了。
他提出委员会应“享有足够的权力和独立性”，他个人应“直接从属于”莫洛托夫，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重视。
李维诺夫的日子过得稍好一些。他在1943年至少见了斯大林五次，他的专业建议在即将召开的盟国外长会议以及随后的德黑兰首脑会议上受到欢迎。
迈斯基被拒绝进入克里姆林宫。他回忆道：“我请斯大林接见我，以便直接向他汇报英国的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问题，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跟我谈。”将李维诺夫和迈斯基留在身边是斯大林分而治之策略的典型做法，借此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削弱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迈斯基煞费苦心地回避英国驻苏联大使克拉克·克尔，正是他脆弱地位的最佳写照。克尔迫切想请迈斯基、李维诺夫和美国大使“来用餐并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这位大使报告说，迈斯基有无数会议要参加，“以至于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后“迈斯基又到乡间去了，说他回来的时候会告诉我”。
最后，克拉克·克尔只能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官方场合与迈斯基会面，迈斯基承认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迈斯基返回英国的计划让克拉克·克尔清楚地了解到，“迈斯基在莫斯科的新工作不算紧急”。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看到迈斯基在伦敦如此受欢迎，都不可能泰然处之，因为其程度仅次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迈斯基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不被资产阶级的环境诱惑，而这是外交工作的性质所无法避免的后果。他受到的高度尊敬很快会反噬他，尤其是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英之后，这是他在大使任期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的悖论。

尽管迈斯基对关于他的狂热崇拜感到高兴，但他还是尽可能淡化这种崇拜。
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邀请他参加莱斯特画廊举办的私人作品展，他很快就拒绝了，所用的借口完全站不住脚：“我认为出席这一场合并不恰当，因为我自己的头像也在那里展示。”
同样引起迈斯基不安的是，在他被召回后不久，俄裔记者比莱金出版了他的传记；比莱金曾是他家受欢迎的常客。迈斯基不仅与作者划清界限，而且似乎非常急于从他信任的大使馆同僚那里了解书中是否有使他惹上麻烦的信息。
在他被召回莫斯科的几天前，迈斯基同样拒绝了伯明翰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提议。

在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访问伦敦并签署同盟条约后，塞西尔勋爵和上议院的其他发言人都对迈斯基大加赞扬，感谢他“长期以来……为加深英苏间的相互理解作出的宝贵贡献”。他们还感谢他“多年以来在伦敦……所做的富有耐心和艰苦卓绝的工作”。在下议院的辩论中，艾登也对迈斯基“长期以来”为“加深英苏间的相互理解作出的宝贵贡献”表达了类似的感谢。而斯大林或莫洛托夫都只是被简单提及。
同样的，一个星期后，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一次支持第2战场的隆重集会上，克里普斯先提了一下莫洛托夫，接着便说：“我不能不提及……另一位非常特别的苏联政治家。我们一般都将他视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就是苏联大使迈斯基。”
迈斯基尝试淡化这类赞誉，却徒劳无功。“我们必须明白，”他向他的朋友们解释道，“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荣誉首先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和我们杰出的领导。”即便是在他离开伦敦之后，各部大臣的告别信仍源源不断，这肯定会让克里姆林宫的一些人感到吃惊。
诺埃尔-贝克的信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封：“不用说，我敢肯定还有数以百计的人给您写过类似的信——您和您妻子离开伦敦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会非常想念您；我们对您的感激和回忆将历久不变。我相信英国政府已经正式向您表达了谢意，您的服务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此我们无比感激。”
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认可会让一名大使在国内受到欢迎，但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它证实了迈斯基所显露出的独立地位，当然与眼下由莫洛托夫掌控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里典型的外交官恭顺形象不符。

这种不必要的个人崇拜导致的更糟糕的后果之一，是迈斯基回国前不久由奥地利著名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为他画的一幅很有震撼力的肖像画。然而整件事对双方来说都不愉快。迈斯基一反常态，表现得很不自在。“他整个过程都在读《泰晤士报》，”科柯施卡在回忆录中抱怨说，“我没法让他跟我交谈，也许他把一幅肖像画看作是某种新的洗脑方式。”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一位捐助者同意将购买画作的款项捐给斯大林格勒医院基金会，但要求款项要同时用于救治德国和俄罗斯的受伤士兵。令迈斯基尴尬的是，画家希望将这幅画交给莫斯科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英苏友好小象征”的想法是艾登提出的，当迈斯基返回英国处理离任前的事务时，艾登跟他说了这件事。

中间人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爵士被紧急邀请到苏联大使馆。他对迈斯基被召回时的精神状态所作的描述令人非常不安：

我在外面等候时，大门上的一个窥视孔被打开了，我看见两只眼睛在盯着我。当我终于进入大使馆时，两名男子跟着我一起来到等候室。他们也待在那里，但没有跟我交谈。最后，我被带到大使的房间，迈斯基夫人也在那里。
令我惊讶的是，迈斯基先生做的第1件事是采取预防措施，把通往房间的三扇门全都锁上了。然后，他要求我不要将科柯施卡的画作送给莫斯科艺术画廊……他还要求我，在与大使馆的任何有关慷慨捐款的官方通信中，都不要提及赠送这幅肖像画的事宜。
他的妻子恳求我照他说的做，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迈斯基可能是斯大林残酷清洗的受害者之一。
他们两人看上去都很紧张，迈斯基夫人显然深爱着她的丈夫，她也热切地尽其所能来保护他，这让我非常感动。

迈斯基的担忧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科柯施卡提出他的建议时被苏联政府断然拒绝。随后，这幅画被捐给泰特美术馆。

总是在恐惧和自负间徘徊的迈斯基又一次面临类似的难题：爱泼斯坦要送他一件三年前为他雕刻的半身塑像的青铜复制品。
关于这一礼物的通信是在他离任后与苏联大使馆进行的，这似乎让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他在伦敦的声望正对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他以自己惯常的方式为半身像的安全运输作了细致的安排，他仍然试图说服其继任者，这件雕塑的制作“不是我的意愿，而是（爱泼斯坦）自己的想法”。迈斯基对科柯施卡的画作一事感到不安，他继续为自己没有对爱泼斯坦可能会利用这尊半身像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辩解，因为他认为爱泼斯坦“具有进步倾向，不可能滥用它”。他声称自己没法拒绝接受“英国最著名的当代雕塑家创造的半身像，而且他还非常同情我们”。

尽管迈斯基的政治观点没有被克里姆林宫质疑，但是这位信使被视为“守旧派”残余分子，因此招来不少蔑视和个人怨恨。巴甫洛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私人翻译）留下了关于迈斯基被召回以及随后他为结束自己的事务短暂停留伦敦的叙述。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叙述和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对大使及其妻子的严厉批评紧挨在一起。
为了最后讨好他在莫斯科的领导人，并向伦敦展示他新的官方身份，迈斯基利用他在伦敦的短暂停留，未经授权就与丘吉尔和艾登进行了一系列闪电式谈判。他仍然希望，如果他能把丘吉尔和艾登邀请到莫斯科，他就能扮演一名中间人的角色，在建立一个战后政治联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显然，他很难接受自己不再是驻英大使的事实，并认为如果计划能成功，他可以在伦敦逗留更长时间。但他很快遭到了莫洛托夫的冷嘲热讽，后者建议他不要“徒劳地浪费精力，以免有损健康”，并要他立即返回莫斯科。
与此同时，年轻的苏联代办阿尔卡季·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博列夫（莫洛托夫培养的新人之一）则因为在与艾登打交道时的强硬和不合作而受到称赞。
不过，索博列夫一年后给迈斯基写信，说古谢夫“一无是处”，把迈斯基以前所有卓有成效的工作都给“毁了”。

尽管迈斯基行事极端谨慎，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适应莫斯科给他的新角色——在伦敦当一名被动的大使。
他被激怒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参与了一场失败的战争——试图反对莫洛托夫将外交官削弱为纯粹的信使。
通过强行实施军事秩序和等级制度，外交过程的制度主义象征性地剥夺了外交官的个性，并把他们与外国同僚隔离开来。这可能是受到彼得大帝的“等级表”的启发，这个“等级表”使文官体系军事化，并确保了对沙皇的忠诚，服务沙皇成为晋升的唯一标准。
这一看似无关痛痒的措施标志着苏联驻外外交官权力的削弱，以及他们对莫斯科的依赖日益加深。

在得知自己被召回前不久，迈斯基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其中包含了他个人对莫洛托夫生硬的拒绝，而这是这位人民委员很难接受的：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谣言传播的速度比光速还快，我听说，外交人民委员部已经就外交官穿制服一事作出决定，而且，制服已经设计好了。根据传言，这身制服甚至还包括……一把匕首！真的是一把匕首吗？我明白，如果一名水兵身上带着匕首，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军人职业的象征。但是匕首与外交有什么关系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象征什么呢？据我所知，无论是英国外交官还是法国外交官，或是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外交官，都不会携带匕首。

这种对莫洛托夫的直率批评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不会让迈斯基得到莫斯科的欢心，反而肯定会加速他被召回的决定——他不用在伦敦穿制服了，但是在莫斯科得穿。11月，这位名义上的外交人民委员部高官得到了他的新制服。他的日记中出现了一种隔阂感与被压抑的自负的奇怪组合：

制服比我想象的要好，更舒适，也更帅气，但我还是觉得很尴尬。自从我在1902年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我已经四十年没有穿过任何一种制服了。我一生都穿着便服。现在，差不多六十岁了，我发现自己再一次穿上了制服。穿上它之后觉得有点奇怪，这是很自然的。我得习惯它。还有一件事：我的制服级别很高，还配有元帅肩章，这吸引了路人的注意。军人都向我敬礼。这也让人感到既新奇又尴尬。

英国外交部假设苏联召回大使主要是表达抗议，却没有看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发生变化的含义。拥抱迈斯基（就像他们当时所做的）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反而加剧了克里姆林宫对迈斯基的不信任，以及对他不再效忠莫斯科的怀疑。确实，在1955年对迈斯基的审判中，这项指控是一个重要罪名。
克拉克·克尔公开与莫洛托夫争论将迈斯基从伦敦召回是否明智，即便莫斯科急需迈斯基的服务。克拉克·克尔试图向莫洛托夫强调，迈斯基在伦敦享有“以往任何大使都没有过的地位”，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受到所有英国人的爱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所有人眼里，他都（是）值得信赖的”。莫洛托夫礼貌地倾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却要求英方同意接受新大使。
克拉克·克尔没有因此放弃，他说，尽管苏联有一亿八千万人，但是“要在他们中间找到迈斯基的继任者并非易事”。他使出杀手锏：“艾登肯定会对迈斯基的离开感到遗憾。”
当克拉克·克尔提到迈斯基在伦敦受到的欢迎时，莫洛托夫用嘲讽的语气说道：“在莫斯科，我们也一样喜欢迈斯基。”莫洛托夫提到在访问伦敦期间，他是如何能够欣赏到迈斯基建立起的广泛联系——这对任何一位大使来说都是一种赞誉，然而在斯大林的苏联却不是这样。克拉克·克尔对莫洛托夫的话信以为真，他受到误导，还在给艾登的简短报告中提到莫洛托夫对迈斯基的“热烈赞扬”。
在随后的一份电报中，他批评艾登对新大使“任命一事过分解读”。他错误地以为，由于历次清洗运动，莫斯科“只有少数人拥有必要的才能”，所以将迈斯基调回莫斯科是必须的。

英国外交部决定“作些努力……使他留在伦敦”，这也会对迈斯基产生不利影响。艾登指示克拉克·克尔转告莫洛托夫：“我们对迈斯基先生在英苏合作的事业中所做的工作极为感激，对这位值得信任的老朋友的离去深感遗憾。”
在与苏联代办的谈话中，艾登“遗憾地提到”迈斯基的离任，他甚至质疑“担任六名副（外交人民）委员之一是否真的比在一个大国首都担任大使更重要”。与艾登不同的是，许多人都被误导了，以为迈斯基确实得到了提拔。对召回迈斯基的抗议正在给迈斯基带来私人和政治上的尴尬，他写了一封信来结束这些抗议。
这封正式的信件显然并非迈斯基本意（很可能是他奉命写的），信件通过克拉克·克尔转交艾登：

我们很感激您的感情，但我相信，您一定能够理解，我在国外多年之后得以回国生活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是多么的快乐。我还会来伦敦跟您道别，届时我们再详谈。我希望您能和我的继任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尽管费奥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明显缺乏外交经验，但挑选他作为新任大使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举动。他是对迈斯基的行事风格的矫正，正如在华盛顿的葛罗米柯是对李维诺夫的矫正一样。他的任命标志着苏联外交的新形象，而这一变化并没有引起英国外交部的注意。他们选择无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克拉克·克尔的声明，即全权代表的任务是“签署协议，而不是交换意见”。
古谢夫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学过法律，还曾在列宁格勒的多个机构工作。在大清洗期间，他被招进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莫洛托夫接手外交人民委员部后，他被任命为西欧司的负责人。在莫斯科，跟他打过交道的英国外交官对他的“能力和人品”颇有微词，认为他“十分没教养”。他的英语说得“不好而且怪异……他从不采取主动，而且他看上去就像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受过短暂培训后，刚从一个集体农庄出来的”。简而言之，克拉克·克尔总结说，他是一个“没有风度的人，他的存在令人痛苦”。
还有人观察到他的一个特点，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别人有事找他商量时，除了“我会把这件事传达给我上级”，他什么都不会说。
艾伦·布鲁克第1次见到古谢夫，是在10月底为布鲁克举办的一个餐会上，他也对古谢夫的“青蛙脸”几乎没有印象，“古谢夫曾经做过屠夫”，他“肯定不会像迈斯基那个恶棍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在伦敦，很少有人对古谢夫的任命抱有幻想。他们预计，这肯定“会使在伦敦进行的任何观点的自由交流不再成为可能”。
人们慢慢意识到，迈斯基并没有得到提拔，而是“被贬了，他在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被置于莫洛托夫的掌控之下”，而在伦敦接替他的另一名外交官“完全无法取代他开展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
迈斯基曾经发出警告，战后欧洲事务上的失败可能会促使俄罗斯人“孤独无援地行动”，而这一警告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在被召回前，迈斯基一直凭借高超的技能成功渡过了职业生涯中的各种风云变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外交上的成就与个人生存紧密交织。现在，关键时刻已经来临。召回事件可能会将他的全部政治资本一笔消除，同时危及他在国内和英国的地位。
表面上看，这次召回是苏联人在对一系列事件表达不满，包括他们被排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外，丘吉尔对华盛顿的突然访问，以及英美不征求苏联的意见就决定将跨海峡进攻推迟到1944年春季。迈斯基对于缺乏战略对话和政治对话导致的“严重”后果怀有真切的担心，这“不仅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而且在战后的安排中，都将危及我们的关系”。
如果苏联的冬季攻势取得成功，可能会让俄罗斯人推进到德国边境，还会强化莫斯科的这样一种感觉，即盟军在胜利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从而导致单边协议以及苏联实行孤立政策。
迈斯基在莫斯科的职业前途取决于他能否维持两国合作，这是他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决心要实现的。

迈斯基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一系列私人信件和电话沟通（这让人回想起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恳求李维诺夫的方式），寻求莫洛托夫的许可，批准他返回伦敦后短暂停留一段时间。
迈斯基诉诸了一些非常平常的理由：阿格尼娅被独自留在伦敦，他担心在战时危险的条件下她难以独自回国；她的“耳朵有问题”，所以不适合坐飞机；她“容易晕船”；他想要运回去的“行李太多（我有很多书和其他东西）”。
他到伦敦——他向莫洛托夫扔出了诱饵——可以替苏联政府节省经费，因为英国人肯定会为他提供适当的交通工具。
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迈斯基再次回到伦敦，认为这会使这次召回所代表的抗议失效。但是迈斯基没有放弃。他坚信，英国政府“已经习惯把（他的）名字与‘英苏合作’理念联系在一起”，会继续将自己的离任“视为我们对英国政策的不满，以及在英苏合作中一些裂痕在不断扩大的表现”。他承诺，他在伦敦的逗留，会是一次“低调的告别”，还能帮他的继任者古谢夫“作一些铺垫”。
然而，迈斯基自己明白，他的召回是他个人的一次挫折。他回英国的真正动机在于，他需要（正如他在给莫洛托夫信件的草稿中所写的，然后又删掉的那样）确保“不能让外国人，更不用说让苏联人民觉得苏联政府对英国政府政策的不满是在表明对苏联驻英大使的不满（当然，如果这种不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话）”。
在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时期，迈斯基出版了回忆录，其中描述自己“意味深长地”望着莫洛托夫，告诉他，自己希望去伦敦“最重要的是”阻止关于他召回的流言蜚语四处传播。他接着解释道：

在伟人崇拜的年代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苏联大使出人意料地被召回莫斯科，然后毫无痕迹地消失了——要么进了坟墓，要么关在某个集中营里。
因此，在西方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一旦苏联大使被召回莫斯科，国内就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不愉快的事情等着他。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这种猜测和怀疑的对象。

莫洛托夫看穿了迈斯基的心思，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清除掉他在完全控制外交人民委员部道路上的最后绊脚石。
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恳求之后，迈斯基只获批五天的时间，同他在伦敦的十一年旅居生涯作最后告别，这使他不可能进行广泛的政治对话。
迈斯基被绑住了手脚，还发现向他的英国朋友承认此行所受的种种限制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情。前来告别的熟人们发现他“悲伤、沮丧”，“情绪低落”，“在他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迷茫眼神，似乎表明他内心对于离开伦敦是伤感的”。由于时间紧迫，他不得不使用各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拒绝无数的邀请，甚至包括丘吉尔妻子克莱芒蒂娜发出的参加一场同盟国集会的邀请。

迈斯基的打算与1939年的一样，在战后合作和欧洲边界的划定方面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再将其带回莫斯科。
在伦敦的短暂停留期间，他再次与艾登密谋。艾登担心丘吉尔会变成一个“危险的反苏派”。这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见面，有一天甚至见了三次。迈斯基对艾登最为坦诚，向他表达了自己“不记录在案”的个人观点。然而，艾登发现，很难确定迈斯基的言论是否“只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上级领导的意见”。
迈斯基寻求在战场上的军事现实决定战争的政治结果之前迅速达成协议，以建立一个完整和不可分割的欧洲，而在这样一个欧洲，英国和俄罗斯的利益都将得到考虑。他告诉艾登，就他个人而言，他“从根本上反对俄罗斯对中欧任何形式的统治，而且他向来都害怕泛斯拉夫主义，就像他憎恶泛日耳曼主义一样”。他始终坚信，英苏间在势力范围方面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他设想在欧洲建立基于各方同意的独立民主国家，并期望其政治倾向是中左派。与李维诺夫一样，他拒绝在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建立革命政权的任何想法。根据他的计划，俄罗斯的利益范围将仅略超出其1941年的边界，延伸至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沿岸。

在近距离目睹了俄罗斯遭受的严重破坏和在战场上付出的高昂代价后，迈斯基希望自己能帮助莫斯科消除对丘吉尔和罗斯福日益增长的怀疑——怀疑他们都有意拖延战争。尽管他没有被授权与艾登讨论此事，但他知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非常重视尽快召开盟国外长会议，并在西西里岛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协调战争的战略行动。
迈斯基仍然支持在法国开辟第2战场（这将是他在过去两年的不懈努力中的最后一次呼吁），但现在也提议在“包括巴尔干半岛在内的任何地方”开辟第2战场，只要能从苏联前线吸引足够多的德国军队，并迅速结束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艾登准确地猜到迈斯基“似乎希望参加”拟议中的会议，因此，他希望会议在伦敦举行。然而，斯大林决心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得到罗斯福的完全支持（这显然让丘吉尔感到十分沮丧，也让迈斯基感到失望）。
9月09日，迈斯基再次与丘吉尔会面，向他转交斯大林对丘吉尔关于其美国之行信件的回复，但遗憾的是，关于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

可以理解的是，迈斯基急于在公开场合保持低调。他恳求艾登说：“我们两人在公开场合的发言越少越好。”当他从艾登那里得知第2天的告别午宴没有安排公开演讲时，他“似乎如释重负”。然而，对他来说，在莫斯科展示他在伦敦的有力地位同样重要，这可能利于他获得“有影响力的中间人”角色。
艾登在时髦的多尔切斯特酒店为迈斯基举行的告别午宴无疑也服务于这一目标：参加午宴的有哈利法克斯、劳合·乔治、贝文、布鲁克、克里普斯以及其他许多地位显赫的英国政治家。
但是，这一战略就像一把双刃剑，莫斯科对此不会泰然处之。尤其是莫洛托夫，他肯定会对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感到愤怒，比如“艾登和迈斯基今天就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它们对迈斯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新角色大加吹捧。

迈斯基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抵达开罗。他带了装满个人物品的七个大箱子和七十件沉重的行李，需要六辆自重三吨的货车来运输。这次从开罗一直到俄罗斯南部的长途旅行，途经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伊朗。车队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缓慢地长途跋涉，所有将迈斯基和他的行李分开的企图都被他顽固地拒绝。
负责护送车队的英国情报官员说，为“一位离任的大使”提供这样的安保措施“完全是小题大做”。护送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暗杀迈斯基感兴趣，或者“如果他被暗杀，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车队由十一辆汽车组成，只要有一辆车出了故障，迈斯基就会要求整个车队停下来，而他“从头到尾目不转睛地盯着修理过程”。
英国驻大马士革公使、陆军少将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看到大量的书籍和文件被一捆捆地从卡车上送到迈斯基的房间时，惊得目瞪口呆，而且“每趟搬运都要有两个人同时在场，这样安排是要确保不会出现一个人单独接触这些物品的情况。搬运者看起来都被吓坏了。我想我永远都不需要描述排队等候上断头台的人；如果不得不那样做，我只需回忆这些俄罗斯快递员的表情就行了”。

在伦敦，迈斯基在缓解危机和确保艾登访问莫斯科这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此时，迈斯基打算利用自己身处中东的机会，采取大胆的行动，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伊休夫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他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他在离任前夕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魏茨曼那里得知，英美两国关于解决犹太人与阿拉伯冲突的方案完全将苏联排除在外。
莫斯科积极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似乎也增强了迈斯基的信心，此事是他在7月访问中东期间提出的。
他后来写道：“当我收到将我召回莫斯科的电报时，这个念头立刻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啊哈！我经过开罗时，要努力争取与总理那哈斯帕夏直接达成一项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迈斯基在伦敦就已作好准备，据英国大使说，在抵达开罗时，“他所有的想法都已被很好地记录下来，精确到他想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正如我所料，他日程上的第1件事就是去拜访东道国的总理……结果当然也在预料之中，开罗和莫斯科之间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的所有困难都被扫除”。

10月，在回国途中，迈斯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三天至关重要，这给他提供一个特殊的机会，让他获得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生存能力、巴勒斯坦吸收大量犹太移民能力的一手资料。
迈斯基不顾英国高级专员的劝阻，参观了耶路撒冷古老而富宗教气息的犹太区，并游览了这座城市的现代部分。他还在堪称典范的马阿勒哈哈米夏基布兹和克尔亚特安那温姆基布兹会见了本-古理安、梅厄夫人和犹太伊休夫的其他领导人。尽管他毕生刻意与自己的犹太血统划清界限，但这次访问似乎“让他着迷”。
阿格尼娅也“高度专注，她想知道所有事物的希伯来语表达”。
迈斯基在巴勒斯坦肯定有一种熟悉感，而这无疑会增强他的亲近感。他遇到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对英国离开后的巴勒斯坦未来的犹太国家信心十足，还接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提升自己地位的一部分努力，迈斯基误导本-古理安（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以为他在传达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将自己说成是当下“外交事务的第3号人物”，仅次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为欧洲问题的专家，这个地区的未来“由他说了算”。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对迈斯基在国内岌岌可危的地位并不知情，他们后来仍坚持认为，迈斯基访问巴勒斯坦与1947年11月苏联出人意料地决定支持分治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而苏联的决定为以色列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迈斯基确实为斯大林准备了一份生动的报告，但他回国后却发现，克里姆林宫为他紧闭大门，他自己则几乎被囚禁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里，活动仅限于研究赔款和战后计划。
鲜为人知的是，1947年春天，斯大林实际上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建立“一个单一、独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在那里，犹太人将成为少数民族。斯大林的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转变，转而支持分为两个国家，实际上与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正在浮出水面的冷战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试图将他排除在中东安排之外的结果。

在德黑兰停留两天后，迈斯基又开始了他那艰苦但表面上令人兴奋的旅行，最终到达了大不里士，他在那里登上了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然而，在回国途中，他几乎没有做成能真正提升他在莫斯科地位的事情。尽管他的坚持可能为促成10月外长会议以及随后的德黑兰首脑会议作了贡献，但他未能确保西方的任何承诺。
丘吉尔向已经启程前往苏联首都的艾登追发了一封长电报，禁止他提及战略和供应问题，这一举动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艾登194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首相甚至拒绝承诺在1945年实施跨海峡进攻。他更愿意遵循“稳健的战略”，因为他不能排除“（德国）发起惊人反扑”的可能性。

迈斯基到达苏联首都的时间太晚了，以至于没能赶上他付出了不懈努力促成的会议。
没过几天，他的工作安排就明确了：他将与李维诺夫一道处理战后问题，同时“为未来的和平谈判收集论据”。他明显对自己被委任处理赔偿问题，而李维诺夫被授予处理战后问题的主要任务感到十分失望。
迈斯基指示他在伦敦的继任者古谢夫，要对外宣传他和李维诺夫都参与了和平协议的工作，但他特别告知古谢夫要避免提及分配给每个人的工作的性质。
迈斯基试图与莫洛托夫建立友好的私人关系，但没有成功。
迈斯基在六十岁生日时，送给莫洛托夫一本自己的青年回忆录。他写信给莫洛托夫：“据说，写回忆录是衰老的标志。”他夸口说，自己“精力依旧充沛”，发誓要继续为党和国家积极工作。他需要给在伦敦的那些很快就把他排除在外的继任者和同僚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正“全身心投入”战后赔偿工作，并得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支持，这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迈斯基认为，维持自己在伦敦构建的特殊关系同样重要。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寄给丘吉尔，说此举是“一个作家跟另一个作家之间的事，与我们的官方职务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男人的回忆，在我们对抗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里，你和他曾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送给艾登的书附有一封短信，强调了他在战后问题上所做的“重要而有意思的工作”，这让他“充分参与到对未来的规划中”。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有时，他受莫洛托夫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猛烈抨击英国政治的文章，而这些都与他自己的观点背道而驰，使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无论他的政治命运有什么戏剧性的起伏，迈斯基有一个信念从未动摇过，正如他对艾登说的，他相信英国和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具有“相似性”，而且“两国的利益天然具有互补性”：“我们都处于欧洲的边缘。我们都没想过主宰欧洲，但我们也不会容忍任何其他力量这么做。”但这是苏联老派外交清醒的绝唱。
他在给年迈的劳合·乔治赠送回忆录时写道，这一代人“为现代俄罗斯，即苏联的建立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却已经消失。
他和李维诺夫从伦敦和华盛顿分别被召回以后，斯大林外交政策一路高歌猛进，再也不受约束，正如冷战的阴云在天边出现，汇聚起来。

名声的代价：迟来的压制

苏联发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并迅速滑向与西方的对抗。
迈斯基回国后，被隔绝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幕后，尤其当他处心积虑避开英国旧交时，他注定要被遗忘。当一个旧交不请自来，出现在他莫斯科的公寓门外时，“迈斯基拒绝让他进屋。他焦急地低声说：‘如果你想看望我，只会危及我的安全。’”他与英国政界朋友们的通信也少了很多，而且都变成一些简短和格式化的信息。
例如，丘吉尔给他发了1945年的新年问候，对此，迈斯基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对您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诚挚的感谢，也祝愿您1945年一切顺利。”当《泰晤士报》的外交记者拜访迈斯基和李维诺夫时，李维诺夫毫不掩饰他的沮丧：“你来见我是想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吗？找我干吗？我对它有什么了解？我的政府什么时候咨询过我？天啊，没有。我只不过是李维诺夫。我只是一个负责外交政策多年的人。我只是了解美国，了解英国。他们不需要我的建议，非常感谢你的来访。”
返回莫斯科也给他们带来了以前未曾预料到的经济困难，这需要他们适应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当迈斯基外出参加雅尔塔会议时，阿格尼娅用他的全部工资买了一套新餐具（因为“用旧的东西让她感到尴尬”）；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迈斯基新餐具花了多少钱，免得他指责她欠考虑。

雅尔塔峰会将成为迈斯基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辉煌时刻。他坐在斯大林旁边（尽管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译员），可以被丘吉尔、艾登和罗斯福注意到。尽管他在赔款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喝彩（诚然，喝彩只来自西方国家），但他的重要地位只是表面上的。
在给阿格尼娅的一封信中，他暗示说他的工作“进展得比预期要好”。但他又谨慎地补充说：“不能过早乐观，蛋未孵先数雏。”他被安排住在一间没有浴室的“阴暗简陋”的寓所里，这使他看清了自己的处境。
莫洛托夫显然是故意不让他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相关工作，直到他被斯大林紧急召来，取代口译能力明显难以令人满意的巴甫洛夫。尽管迈斯基的翻译极其出色，斯大林却粗鲁地对待他，这也许是他们关系的最好缩影。
根据迈斯基的说法，斯大林愤怒地转向他，问道：“‘你为什么不参加第1次会议？’我回答说，我没有得到需要我参加那次会议的通知。斯大林继续愤怒地说：‘你没有得到通知？你没有得到通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毫无纪律性，只会自行其是。你的失职使我们损失了好几个租借法案的项目。’”

迈斯基在波茨坦首脑会议上仍有短暂露面，但丘吉尔在大选中的落败以及艾德礼和贝文“出乎意料的登场”，进一步凸显了他的无关紧要，因为他和后两者的关系相当疏远（如果不是敌对的话）。
颇为矛盾的是，正是迈斯基在保守党人中的崇高声望使他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而他现在与工党政府成员的关系可能会成为一个隐患。
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柯伦泰向准备离开莫斯科赴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克拉克·克尔解释说）“不会忘记，（贝文）属于‘旧国际’的人，从1917年起就一直反对布尔什维克”，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忘记”。
在新形势下，迈斯基被证明不再是一份财富，尤其是苏联对工党的不信任，会重新引发对类似迈斯基的孟什维克历史的怀疑。

从波茨坦回来后，外交人民委员部疏远了迈斯基。他被解除了赔偿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任命。
他甚至见不到莫洛托夫。经过反复恳求，他终于在1946年3月见到了这位外交人民委员。会面时他被严厉批评，说他“写的东西消极被动，他本人缺乏参与人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的积极性”，此外，他在战后赔偿方面的工作也被批为“软弱”。
他被再次降职，分配到一个集体编写一本苏联外交辞典的庞大团队。这项受到严格审查的工作是莫洛托夫改造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座丰碑，迈斯基肯定觉得参与此事是一种屈辱。

生存本能让迈斯基在不那么危险但却很有声望的苏联科学院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早些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便迅速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当斯大林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时，他向斯大林表示祝贺，贺信中充斥着阿谀奉承：

……我满心欢喜。我想不出还有谁能比您获得这一荣誉更加实至名归了。我很难想象，这些年来，尤其是艰苦卓绝的过去四年里，如果不是您担任苏联的领导人，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以及我们所有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还有一件事：您上次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的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您的演讲内涵深刻，也非常及时。

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伊万·迈斯基

迈斯基马上对斯大林提出一个大胆的个人请求，他觉得自己在文学和研究方面的技能可以在苏联科学院更好地发挥作用——随信还附上了一家顶级英国厂家生产的两根价格不菲的烟斗。他已经六十二岁了，是该“认真考虑转向学术和文学领域了”。
他给斯大林写道：“如果您对我的计划没有异议，如果它得以实现的话，我对您将不胜感激。碰巧的是，科学院致力于通过招募新鲜血液来提升自己的队伍质量……候选人的名字必须在6月24日前提出。”
对斯大林而言，他不需要花精力说服，就可以确保迈斯基一个月后以全票进入科学院。尽管迈斯基具有胜任这一工作的出色资格——他自夸发表过将近二百五十份作品，同时还是一名富有洞察力的当代历史分析家，具有丰富经验——他任命的背景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
斯大林同意了这一任命后，开始把他不再信任的政治家发配到科学院当院士，以此作为消遣。
维辛斯基接受了这种荣誉，而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都拒绝了。

这一转变是及时的：
1947年1月，迈斯基被解除了部里的工作，并被全票剥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选委员资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抬头，这使得科学院难以开展任何严肃的工作。迈斯基受托研究的项目没能使他振奋精神。
正如叶夫根尼·塔尔列（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在迈斯基被捕和审判期间一直支持他）的外甥所观察到的：“迈斯基已经从一个谨慎但非常自信的外交官变成一名一无所知的院士。他研究西班牙历史上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他知道，但甚至连他也不关心。”

对观察者来说，迈斯基似乎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谨慎但非常自信的外交官”。原来与他一道同属于“契切林-李维诺夫外交学派”的同僚通过清洗、自然原因——也常常通过“转岗”——所剩无几。
人们仍然可以在堤岸大楼的公寓里偶遇面色阴沉的李维诺夫。这对了不起的夫妻曾经深受朋友们的喜爱，但这些朋友们早已识趣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对无儿无女的夫妇形影不离，在恐惧中等待”。反世界主义运动强烈反对“对外国事物的崇拜”，而迈斯基与这种崇拜脱不了干系。
看到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柯伦泰不得不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及其儿子的肖像画从墙上取下，是多么令人悲伤。肖像画是送给她的纪念品，以表达对她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感谢。
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朋友的别墅里吃饭，迈斯基“这个从前就习惯成为社交场合焦点人物的讲故事高手，现在变得迟钝且被动。而阿格尼娅起初还把自已当作大使的妻子神采飞扬地高谈阔论，当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当下的身份时，马上戛然而止”，“他们身上散发出难以摆脱的恐惧感”。

1952年，李维诺夫、苏里茨和柯伦泰先后去世。
10月，一项对迈斯基在科学院工作表现的批判性评价成为对未来的不祥预兆。迈斯基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已经极度恶化，乃至后者对赫鲁晓夫说，他怀疑迈斯基是“一名英国间谍”。
1953年2月19日，迈斯基果然被逮捕，审讯人员指控他犯下了“叛国罪”。他很快就“承认”自己是被丘吉尔招募的间谍。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953年1月的“医生阴谋”引发新一轮清洗运动之后实施的，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大部分是犹太人）被指控密谋杀害苏联领导人。然而，3月05日斯大林死后公布的特赦名单之内却没有迈斯基。

迈斯基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的一间地下囚室里，在斯大林死前，他接受了三十六次审讯。
对于这位年过七旬、备受尊敬的外交官来说，这肯定是毁灭性的打击；他曾经机智地避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镇压最恐怖的阶段。他在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七十岁生日之际身陷囹圄的伤痛，感人至深。
这首诗在语气上与贝多芬的《费德里奥》相似，暗指弗洛列斯坦在监狱里孤独的哭泣是因为他思念爱人、渴望自由：

……今天我七十岁了！
运动、革命、战争、开放
这是这些年来，我在我们的世界所看到的！
在别的时代，这可能需要三个世纪……
我承受了这一切
带着一个男人的骄傲
我知道正是历史进程引领我来到这个地方
在这里，共产主义旗帜将会闪耀光芒，
我的一生都在工作的旗帜下度过，
我一生都在相信对乐观主义的研究……
我快乐地生活，快乐地战斗，也快乐地经受磨难，
我在战斗中从不吝惜气力，
我的生活乐章用大调奏出……
现在，我的星星正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
前方的路隐藏在黑暗中，
我在一堵石墙后面迎来这一天；
……亲爱的！今天，在这珍贵的日子里，
我在昏暗的房间里
向你问好
在我心里，我将你拥入怀中。
由衷地感谢你，我最亲爱的人，
为你给我的所有快乐，
为你给我的爱，它闪闪发光，充满生机，
给了我如此多的温暖和喜悦
在挣扎之际，在磨难之际，在思考之际……

迈斯基被捕给阿格尼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据认识她的人回忆，她的矫揉造作和自大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从一位穿长裤的英国做派女士，变成一位受人压迫的老太太。她四处求人，试图打听他在‘里面’的情况如何。”
当迈斯基被历史研究所正式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时，他的形象进一步受损，他的每一个学生都被要求公开谴责他。

由于需要重新获得党员身份和恢复名誉，迈斯基对当时与贝利亚结成的短暂联盟闭口不提。他的学生和密友，著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勒科瑞奇评论说：“正如我一直注意到的，迈斯基不喜欢别人问他这个问题。”
他的众多作品都断然回避对1943年回到莫斯科之后的时期发表评论，尤其是关于他的被捕和审判。他的朋友们意识到，这是他人生中的“暗淡时期”，他有“一些考虑，但并不打算（与他们）分享”。
当他罕见地提到这些指控时，他坚称，他一生中就只见过贝利亚两次——都是战争期间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官方午宴上。他愿意承认的，只是在他被捕后，“面对严酷的肉体折磨的威胁”，他“一时间意志不够坚定……走上了一条自我诋毁的道路”。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的学生勒科瑞奇知道，贝利亚曾经亲自对他刑讯逼供——尽管他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声称，他在一个更为融洽的环境中第1次见到贝利亚，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
同样，他显然也对瓦伦丁·贝雷斯科夫说过，贝利亚亲自审问他，并“用链条和鞭子殴打”以迫使他承认自己的间谍活动。贝雷斯科夫曾任斯大林的翻译，后来成为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
这次审讯让迈斯基相信，“贝利亚正试图对莫洛托夫动手”。
确实，迈斯基在伦敦的几个幸免于大清洗的下属也被逮捕，他们被要求证实斯大林的一个异想天开的理论：莫洛托夫在1942年访英，与艾登一道乘火车从机场前往伦敦的过程中私下交谈时，被英国情报部门招募。
迈斯基再次不情愿地发现自己与莫洛托夫迎头相撞。迈斯基仅向几个密友承认，他被认为是犹太人这一事实，也导致他在“白大褂谋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被捕。
毕竟，是迈斯基一直试图让斯大林与犹太复国主义和解。

当斯大林于3月05日去世时，迈斯基在最后关头得救。但可惜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被证明一样险恶，直到他去世都无法摆脱。
后来，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迈斯基编造了一个故事，声称在1953年5月13日，当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他主动提出请求，希望与负责审讯他的对外情报局局长彼得·费多托夫中将见面，要求撤回他早前的虚假供词。迈斯基与内务部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的会面被贝利亚亲自打电话打断，后者要求“马上”见到迈斯基。
迈斯基坚称，这是他被捕后唯一一次见到贝利亚。这次会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绝不是审讯），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
现在，新的档案材料使我们能够更忠实地还原事件的进程。毫不奇怪，在迈斯基的余生中，他竭尽全力掩盖与贝利亚的倒霉联系。这不仅使他付出了被多监禁两年的代价，而且还加强了外界对他的怀疑和敌意，就因为那段他永远摆脱不了的孟什维克经历。

无可争辩的是，5月15日至8月05日——这段时间与贝利亚所谓权力的争夺相吻合，用迈斯基自己的话来说，对他的“审讯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空档”。
贝利亚之子塞尔吉奥·贝利亚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尽管对迈斯基的看法很糟糕（贝利亚认为迈斯基“软弱，屈从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特别尊重”迈斯基，认为迈斯基“头脑比李维诺夫更灵活……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真正的外交官”。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贝利亚之子关于迈斯基与他父亲关系的证词，尤其因为塞尔吉奥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像老鼠一样敏捷的小个子犹太人”。
据塞尔吉奥说，贝利亚甚至早在1939年就希望看到迈斯基取代李维诺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只是那时候自己的影响力还没那么大。塞尔吉奥还声称，在迈斯基逗留英国期间，父亲“与迈斯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其他外交官更频繁”，“迈斯基也常常拜访我们”。
贝利亚对迈斯基的高度尊重，正切合了他对英国的喜爱，他在1939年对三国同盟的支持，以及他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英国历史和文化的大量藏书。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提出了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并寻求与西方和解的计划，却遭到了莫洛托夫的强烈反对。“看到莫洛托夫如此愚蠢和顽固不化”，贝利亚甚至提出，应该让迈斯基取代他。
贝利亚与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发生了冲突，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后者：“如果不同意，你可以辞职。”贝利亚设法进一步限制莫洛托夫在外交部的权力，他坚持认为，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应该由部长会议主席团来处理。
在莫洛托夫的回忆录中，他确实宣称，1953年贝利亚打算“任命迈斯基为外交部长”，以取代他。他甚至回忆起在斯大林去世后那一周，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难怪莫洛托夫在开完会后回到办公室时“情绪极为激动”。

事实上，迈斯基早就已经了解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也隐约知道克里姆林宫内的政治力量正重新洗牌，这比他希望我们相信的时间要早得多。
3月31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新当选的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在信中承认自己背叛祖国的罪行，并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做些什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给苏联带来损失的罪行”，准备“接受由相关‘权力者’决定的任何形式的救赎”。
贝利亚意识到迈斯基在英国拥有广泛的人脉，这可能有助于实现他与西方关系解冻的宏伟计划，于是便把这封信扣下了。

5月07日，与后来迈斯基关于此事的叙述相反，他被费多托夫提审，由于害怕激怒对方，他继续承认自己的罪行。
四天之后，他要求进行第2次会面。远远不是像他后来所暗示的那样，是想公开推翻他以前的供词，而是希望对自己最初的声明进行补充。
5月13日晚上进行的第3次审讯被贝利亚的电话打断，贝利亚要他立即到办公室来。
他刚进门，贝利亚就对他说：“你的供词是编出来的。”从谈话的语气中，迈斯基意识到“他相信我的供词不是真的”。迈斯基向他的审讯人员解释说：“贝利亚这样做是想鼓励我（如果不是明确告诉我的话）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推翻我之前的供词。”贝利亚显然承诺过要为他平反，并建议他在内务部负责对英的情报工作。
不到一天，迈斯基就提交了他的翻供声明。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迈斯基将被选为对外文化关系协会主席。
迈斯基坚称自己对贝利亚的政变计划“毫不知情”，满心欢喜地为他效力，就在贝利亚6月底被逮捕前不久，迈斯基还向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当然，迈斯基不可能在他的囚室里准备这些计划。
贝雷斯科夫回忆说，迈斯基告诉他，自己从监狱被护送到贝利亚的办公室，那里的桌上放着水果和一瓶格鲁吉亚红酒。他的衣物和个人物品都被交还给他，还被允许回家。
这段回忆中多少有些真相，但更可靠的叙述出自内务部负责反间谍和特种行动的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中将，他的陈述在对贝利亚的审讯中也得到了证实。
贝利亚将迈斯基委托给苏杜普拉图夫，称迈斯基是“向西方展示苏联新外交政策的理想人选”。然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在1952年被处决之前被迫做诬陷供词，迈斯基受到诬陷供词的牵连。在这些人的案件得到全面审查之前，迈斯基还不能被释放。
过渡期间的解决办法是把他“藏起来”，结果迈斯基和他的妻子被安排住在费多托夫办公室附近的房间里，环境舒适。阿格尼娅甚至向她的朋友们说，“在那里”，他现在的状况好极了，甚至开始撰写回忆录。
唉，在贝利亚被捕后，跟他们素来不和的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他。

6月16日在东德发生的暴动，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集合力量反对贝利亚，并停止后者改革的借口。
贝利亚于6月26日被捕，由军队负责关押，以防国内安全部队向他提供援助。
在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召开前，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起诉贝利亚，他们把东德暴动事件归咎于贝利亚，并称那是他推行与西方国家关系自由化的结果。贝利亚被指控“从外国情报首脑那里得到了暗示”。矛盾的是，新领导层转向了迈斯基和李维诺夫自1943年以来就一直在倡导的缓和路线，但赫鲁晓夫还需花一段时间才能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苏共，并将迈斯基从其所处的可怕境地中解救出来。
拘捕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由于担心内务部强烈反扑，便也迅速逮捕了他的同党。莫洛托夫本来打心底里就不喜欢迈斯基，而且他声称，迈斯基已经“答应了贝利亚”要取代他，鉴于此，（莫洛托夫言简意赅地说出）“迈斯基也符合条件”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尽管有关迈斯基被捕的大多数文件仍在保密状态，但可获得的些许证据表明，贝利亚一被羁押，迈斯基就被重新逮捕了；他的精神崩溃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一事件进程在艾薇·李维诺夫未出版的自传中得到了证实。
显然，艾薇仍然是阿格尼娅“当时唯一的朋友。没有人去看她，她绝对是孤独的”。
她从阿格尼娅那里了解到，“迈斯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惹上麻烦是因为贝利亚，因为他对贝利亚很友好”。她从阿格尼娅那里得知，在迈斯基被关押的痛苦时刻，“他向贝利亚求情。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艾薇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她知道虽然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迈斯基肯定会被抓——因为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
后来，阿格尼娅为了与丈夫的说法保持一致，便改口称，在斯大林去世后，迈斯基受到了荒谬的指控，说他“挪用政府资金”。

贝利亚的起诉书指控他预谋“建立一种对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铁托之流有益的资产阶级秩序”。
起诉书接着指出，“就像间谍一样，贝利亚巧妙地编织了一张包罗各种阴谋的大网”，目的是把自己的同党安放在关键的管理岗位上。
苏联最高法院在1953年12月24日发布的判决书，特别提到了贝利亚“与外国间谍机构建立秘密联系”的“叛国犯罪行为”。迈斯基受贝利亚指派，负责在英国进行这样的活动，还可能成为外交部长，因此在反贝利亚派——尤其是他的终身对手莫洛托夫——眼里，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尽管在贝利亚的判决中没有特别提到迈斯基，但在一封写给所有党组织的信发出后，迈斯基被假定为同谋的事就广为人知了。
这封信暗示，贝利亚打算释放“英国间谍”迈斯基，并将他封为自己的外交部长。信中还节录了迈斯基早些时候被迫做出的供词的内容，他供认说，“在国外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他已经失去了对祖国的归属感”。
当阿格尼娅看到这封信时，她“担心得要发疯了”，她认为这已经暗示迈斯基是有罪的。她还受到进一步羞辱：她所在的基层党组织要求她就与丈夫的关系作出说明。
其他把赌注押在了贝利亚身上的人，包括现在与迈斯基关联密切的捷卡诺佐夫和前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都被行刑队执行枪决。外交政策又回到了莫洛托夫的掌控之中。

8月05日，对迈斯基的审讯又开始了，他这次是由国家检察机关而不是内务部关押。根据刑法第58条第1款、第10款和第11款的规定，他现在被指控从事旨在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在迈斯基对他被捕一事为数不多的叙述中，他用一个词总结了对他的严厉指控——“叛国”，从而将其与斯大林的手下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荒谬指控联系起来。然而，正如他很快意识到的，对他的新指控是企图“把我卷入贝利亚的案子中”。
在1953年12月被处决前，当时正在接受调查的贝利亚受到的最严重的指控是，“直到被逮捕前”，他一直“与外国情报机构秘密接触”，为发动政变作准备。这些指控的具体依据是贝利亚决定对迈斯基结案，并让他负责联系丘吉尔和英国的情报界。
迈斯基现在已经从卢比扬卡转移到布提尔卡监狱。在那里，他显然害怕囚犯的挑衅，于是要求继续单独监禁。
先后有十人审讯过他，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份认罪的供词，这可能会被用于正在进行的对贝利亚的审判，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对他的惩罚是把他囚室里的书全部收走，而且在接下来被关押的两年里都不许使用笔和纸。

1954年夏天至1955年初，对迈斯基的审讯旷日持久却徒劳无功，同时，迈斯基一再请求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放弃对他的指控，并为他平反。他在监狱里又待了一年之后才被正式起诉。
1955年5月中旬，他终于收到了长达三十九页的起诉书——以及一支铅笔。由于他拒绝请律师为他辩护，他被允许在起诉书的背面准备自己的辩护词。
贝利亚被处决后，审讯人员曾试图从1937年被捕的大使馆同僚的供词中获取证据，借此陷害迈斯基，但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还迫使军事学院教授德波林查阅没收来的迈斯基的文件，希望找出他在伦敦任大使期间的罪证。

1932年，当迈斯基准备动身前往伦敦时，李维诺夫暗示他，“在莫斯科”，他的成就“将会以他在伦敦建立的密切个人关系来衡量”。然而现在，他的杰出成就给他带来了无妄之灾。在对他从事间谍活动以及与贝利亚共谋的指控被撤销后，从他被没收的日记里找到的信息就成为起诉书的主要内容来源。
据称，这些信息暴露了他与丘吉尔和艾登过于密切的关系，以及他对政府主动隐瞒了这些关系。此外，他还被指控隐瞒重要信息，发送不实消息，并在有关三方谈判和开辟第2战场等问题上提供错误建议。尽管这些指控多数是荒谬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些许事实。
迈斯基成功揭穿了控方的谎言——他将它们称作“天方夜谭”，但他发现很难让法庭相信，他与英国精英建立的亲密关系只是“个性”使然。
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十分拙劣，最终以诽谤罪以及缺乏事实依据的叛国罪提出指控。在后斯大林时期，这种指控已很难确保获得起诉，更何况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同时这些指控的历史背景也从未得到充分的探讨。

然而，检察官最终还是碰巧发现了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使迈斯基十分难堪。
根据刑法第109条，对迈斯基的新起诉书和判决书都指出他滥用职权：“据称，他对苏联政府隐瞒了英国关于1939年苏英法三方谈判的白皮书的微缩胶卷。”
迈斯基的辩护原则是淡化罪行的严重性。迈斯基辩称，这本白皮书试图诋毁苏联，并且已经被废止了，因为它也会暴露出英法两国间在建立三国同盟问题上的冲突。
此外，他还声称，他是在1941年7月下旬，在英苏条约签订之后，才从“苏联的一些英国朋友”那里拿到了白皮书的微缩胶卷。当时是战争时期，通信中断了，很难把它送到莫斯科。此外，他还希望进一步确认这些文件和评论不是伪造的。然而，由于当时的工作负担极重，他把材料跟其他文件放在一起，之后就忘记了，他“甚至根本没读过”那个材料。
迈斯基提醒他们：他的档案数量庞大，有大约八十个大箱子，而且基本上处于未经整理的混乱状态。那盒微缩胶卷“火柴盒一般大小，就像干草堆里的一根针一样消失了”。他宣称，在调查过程中，他“在脑海里把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梳理了一遍”，“才突然想起了那个微缩胶卷”，并且他是主动将放置微缩胶卷的地方告诉了调查人员。那不是有意的行为，而是“记性不好”；那不是“犯罪”，而是“疏忽……过失”。他主张，如果他没有说出微缩胶卷的存在，它将永远不为人知，因为“在伦敦大使馆和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但这种激动的争论意义并不大，只是凸显了他起初对微缩胶卷的重视、胶卷的不宜泄露，以及取得胶卷过程的机密性（可能要追溯回1940年）。

从监狱出来后不久，迈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在草稿中，他小心翼翼地划掉了一些看起来像忏悔的句子，但它们却揭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四年后，他向赫鲁晓夫发出私人陈情信，把在法庭上炮制的陈述又重复了一遍，要求彻底平反。
虽然仍伴随着深深的怀疑，他的这套说辞还是被接受了，为他平反的最终决定在1960年底获得批准。然而，那时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尘埃落定，莫洛托夫被边缘化，这个问题失去了所有的政治意义。

显然，迈斯基的自我辩护做得十分出色。他驻英国大使馆前下属——海军武官哈尔拉莫夫和一等秘书津琴科——的证词“对他并无不利”，甚至还支持他的说法。
据迈斯基说，他把恶毒的德波林“批得体无完肤”。当德波林“骗子和恶棍”的真面目被揭穿时，“他变得气急败坏，不知所措”，面对迈斯基的反诘，他“哑口无言”。

迈斯基意识到政治氛围正在发生变化：在被送回监狱之前，有人向他提供了“咖啡和威化饼干”。

庭审的证据总结原定于6月02日进行，但会议被推迟了。
迈斯基准确地猜到，“法院正在等候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还没到”。
在向伏罗希洛夫提请第2次上诉后，他终于在6月12日被传唤到庭听候宣判。叛国罪名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刑法第109条确定的他任大使期间滥用权力和特权，刑罚是六年内部流放。
这似乎是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达成的一种妥协，赫鲁晓夫作为新领导层的领头人，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势。
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地对迈斯基有利。尽管迈斯基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六年流放，但他很快就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赦，免于惩罚，并获准回家。
在此前一天发布的一项特别法令，明确将迈斯基排除在1953年3月27日的特赦范围之外，而这本可使他获得全面平反。

释放迈斯基的决定似乎是由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在苏联外交政策走向上的冲突触发的。
1955年7月，赫鲁晓夫计划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如果此时迈斯基仍被关在监狱里的话，情况将会非常尴尬，因为赫鲁晓夫会在日内瓦遇到安东尼·艾登（新当选的英国首相，英国代表团团长），而后者与这位前任驻英大使的关系是那么密切。
然而，只有在1960年，当赫鲁晓夫成功巩固对党的控制，并战胜莫洛托夫对他的挑战时，迈斯基才彻底获得平反。

迈斯基最终被判决犯下的是管理方面而非政治方面的罪行。
在他的请求下，他得到了一张桌子、纸和文具。他现在有足够的信心向监狱长抱怨说，监狱方面给的那张桌子“桌腿长短不一，桌面也变形了，而且我写字的时候没有地方放腿。桌子太矮了。是否可以给我一张哪怕是最简单的餐桌，至少在我写字的时候可以有个地方搁腿”。
他首先给伏罗希洛夫写信，恳求得到赦免。
两天后，他对这一判决进行了详细的批评，对审判的议定书提出了大约六十个需要修正的地方。法庭接受了这些意见。
“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他被允许在议定书中放入他的辩护演讲和他在审判结束时写给法官的一首诗：

在一个石头的穹隆之下，在一张监狱的小床上，
我孤单地躺在那里，已经被抛弃和遗忘……
我被谁……关押？……不是敌人，不！
我是被朋友关押在囚室里！
哦，如此的疯狂！我真的是敌人吗？
这会是敌人的行为吗？
漫长的三十多年来，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肩并肩，步调一致！
我们共同前行，我们并肩战斗，
胜利的旗帜升得更高，更高了。
许多人牺牲了……然而，共产主义的火焰
在远处向那些活着的人闪耀。
混乱突然降临！……
我被投入地牢，被驱赶出阵营，被称为敌人。
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什么可怕的行为吗？
是谁陷害了我？是谁为此高兴？
……哦，公民法官们，你们睁大眼睛
看看这鲜活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职责所在！
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个罪犯
而是一个诚实的苏维埃战士和爱国者！

迈斯基把在监狱里的剩余时间都用于写作一部寓言小说《近和远》，此前两年他一直在脑海里构思这部小说。

7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他的赦免请求。将赦免证书带到布提尔卡监狱的警官当即开车把迈斯基送回家。

迈斯基初回科学院时，包括薪金在内的许多权利都已被剥夺，他被安排从事无关紧要的研究西班牙历史的工作。
只是在1960年他得到完全平反并恢复党籍（尤其是历史研究所建立）之后，他才得以再次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撰写回忆录，但他也总是与克里姆林宫的风向保持一致。

他在八十一岁曾经遭受一次严重中风，但几乎没有影响到他多产的创作。
然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迈斯基的工作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对他身体的康复产生了不利影响。
他的弟子勒科瑞奇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书，名为《1941年6月22日》。这本书受到公开谴责，作者也被开除党籍。
迈斯基回忆录的英文版中包含了对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行为的批评，也被谴责为“主观臆断”。
向来谨慎的迈斯基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与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一起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试图为斯大林平反的人。

迈斯基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阿格尼娅对他照顾有加。他头脑清醒，继续写回忆录，直到1975年9月03日去世。

尽管他在科学院的地位显赫，但他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再也没有进入苏联政治和文化精英的顶级圈子，并且被迫不再与他在伦敦结交的那些有权势的好朋友往来。
迈斯基渴望在伦敦的辉煌岁月，他看上去非常羡慕他的朋友、激进的英国律师和下议院议员丹尼斯·普里特的生活，因为普里特仍然“在世界各地穿梭往来”，他却只能在乡间别墅里“伏案写作”回忆录，妻子“忙于园艺活”。

迈斯基必须继续为生存付出沉重的代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被迫为自己“很久以前”所犯的错误赎罪，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这些错误已经得到原谅，却没有被忘记。
他的最后一份书稿名为《关于丘吉尔、他的圈子和他的时代的回忆录》，他的出版商俄罗斯国家科学出版社拒绝出版书稿，还把原稿弄丢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草稿。
迈斯基给出版社写信：“你们的打击令我尤为痛苦，因为我现在已经九十一岁了，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在写这本书，并希望这本书成为我的收官之作（我意识到我现在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了）。”

在伦敦的长期生活无疑仍是迈斯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他在苏联科学院度过的最后二十年，完全致力于记录那段影响深远且富有戏剧性的岁月。“他真心热爱英国和英国人，”战争期间驻英大使馆的武官团团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明显带有口音……（而且）他似乎知道每个单词的所有含义。”

他在去世前不久给时任苏联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伦敦的怀念：

……我们在伦敦度过了十一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此前我还在那里度过了五年（1912—1917年），我那时是一名来自沙俄的移民。我很自然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更具体地说，是喜欢上了一些特别的景点、建筑和纪念碑……我发现我现在有时仍旧会想：他的书房是怎样布置的？他们的餐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有二战期间闪电战遗留的某些痕迹吗？……我们时常回想起我们与韦伯夫妇、萧伯纳建立的友谊。当然啦，这个时代的伦敦与我们那个时代的伦敦已大不相同……

迈斯基去世前不久，他忠实的学生和著名历史学家勒科瑞奇去看他，发现他：

“正在挪动”——这要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他推着面前的一把藤椅，身体倚靠在椅子上，先挪动一条腿，再挪另一条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如果不是看到他的腿，你绝对想象不到迈斯基已经年过九旬了：他的眼睛漆黑灵动，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虽然他语速很慢，而且稍有口吃，但他说话的连贯性和逻辑性都很好；而且很明显，他的记忆力仍然极佳。

当勒科瑞奇问他，他多次处于灾难的边缘，是如何设法生存下来的。他看着勒科瑞奇，“微微一笑，说：‘我总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但其实我在想，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一两个月，即便是上帝也帮不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