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1943年1月1日。旧年已去，新年伊始。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年。这种心境与一年前截然不同。差别主要在于：在过去的这十二个月里，我们在各个方面与敌人对决，也检验了自己；我们对敌人和自己的实力都有所了解；我们对双方的力量进行了比较，坚信自己的实力更胜一筹。确实，要击败敌人还需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结果必定是我们胜利。目前至关重要的是确保在击败敌人的过程中，我们不会过度自我消耗，不至于在到达战争的终点时筋疲力尽。为此，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外交领域，都需要采取巧妙的高明的计策。我们能做到吗？我认为能。斯大林已经显露出对谋划策略之道的超凡理解力。
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向前奔涌。
首先，欧洲战事预计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我认为欧洲战事不会早于1944年结束，早在10月我就首次表达了这一观点。而且战争在那时结束的前提是同盟国方面进展一切顺利；换句话说，只有同盟国之间不分裂，也没有导致联合作战行动陷入瘫痪的摩擦，并且能于1943年在欧洲开辟合适的战场，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而1943年的前景如何呢？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冬天能解放伏尔加地区、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可能的话还有顿涅茨盆地，然后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我还希望我们能够收复勒热夫、维亚济马，或许还有斯摩棱斯克。……在这个冬季，我们不能期待更多了。而我们今年夏季和秋季的计划尚不明确。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美的表现。……此时，所有的一切还不明朗。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似乎支持今年春季在法国开辟一个重要的第二战场。然而，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当前对这一想法显然不感兴趣。相比1942年，伦敦和华盛顿的立场显然发生了对调。没有美国人的参与，英国不会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因此指望在今年春天建立有效的第二战场将风险重重。第二战场或许得以开辟，或许无法落地。当然，如果苏联红军能够在这个冬季开始进军波兰边境，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会竞相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我怀疑在春天到来之前，红军能否走到那一步。
……现在来谈谈政治。我们必须相信，政治问题在1943年将会更加突出。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随着同盟国取得最终胜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全世界逐渐意识到战争形势正在发生逆转，于是战后问题变得越发重要。第二，对德国人来说，这场战争的结局已不再是军事问题（他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取得胜利），而日益成为政治问题（他们可以通过单独媾和或是缔结妥协和约来避免战败）。
从政治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苏联、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同盟。我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然而，这里也存在危险：美国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环。
在我看来，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复杂问题：两国签订了同盟条约，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英国更依赖我们；英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灵活性，他们意识到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英国政府首脑丘吉尔和领导外交部的艾登都是这种倾向的体现。
然而美国却是另外一回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国家正在进入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阶段……美国期望在欧洲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怀着这一目标，美国正在通过形形色色的天主教保守派人士，奠定自己在欧洲的政治基础。……我越来越确信，与冠冕堂皇的《大西洋宪章》相反，美国的“参战目的”是在非洲和亚洲建立一个大美利坚帝国。如果考虑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更加清楚了：美国人在谈到对日战争时总是激情澎湃，而对德国的却冷静得多。
……关于将来的和平会议（如果真有的话），只要我们能够采取有效策略不致彻底的精疲力竭，那么苏联在参加会议时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原因在于，尽管英国军队会变得更加强大，但其作战效能仍远不及红军。而美军虽然规模庞大、装备先进，但在承担重要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方面仍太过“青涩”和“稚嫩”。
前景并不糟糕，但是关键在于采取巧妙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