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
……昨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接到从首相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和我夫人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我接受了邀请。我们在唐宁街十号低层餐厅吃饭。丘吉尔和他的夫人，我和我夫人，以及……海军上将庞德围坐一圈。我立刻意识到事情已经出现了重大转变。我没有猜错。晚餐后艾登也来了，但那时已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
丘吉尔第一个讲话。他提起了第十七号护航船队，说了它所遭遇的一些细节，而艾登早上已经和我说过这些了。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丘吉尔继续说道，“水手曾经建议我们不要派遣第十七号护航船队，认为风险太大。战时内阁没有考虑他
1942年 633
们的建议，还是命令船队出发。我们原先认为，即便只有一半的船只能够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也值得赌一把。但结果却比我们预想的更糟糕：我们损失了船队的四分之三——四百辆坦克和三百架飞机沉入海底！……我对此痛心疾首。“
首相愤怒地喘着粗气，拳头用力地捶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但事已至此，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必要将坦克和飞机推向毁灭。还不如将它们沉入泰晤士河。”……
……我强烈反对。那是什么意思？停止向苏联运送物资吗？什么时候？当我们正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候吗？当我们比以往都更需要武器的时候吗？这样做会对战争结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做会对我国人民造成怎样的心理冲击？……停止派遣护航船队是不可能的。
……我说第十七号护航船队的遭遇给我留下了许多疑惑。例如，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护航舰队就只有驱逐舰、轻型护卫舰和潜艇，难道附近没有大型战船吗？我们知道，有两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和十七艘驱逐舰在距灾难发生的海域四百英里外巡航。为什么在获知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离开挪威峡湾并向北移动时，那支并不强大的护航舰队匆匆撤离了？更不用说未能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拦截提尔皮茨号。为什么在明显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散之后，还要命令缓慢行进的船队散开？为什么海军部不布水雷，不派潜艇封锁提尔皮茨号战列舰和德国其他军舰所停泊的挪威峡湾的出口？为什么海军部在船队行进的过程中没有进行专门的侦察行动？为什么没有部署航空母舰为船队护航？……在分析第十七号护航船队的遭遇时会提出许多问题，而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不是水手，我准备承认这些问题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答案，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我们可以为船队组织比以往更好的护航计划。只要有意愿和勇气，我们就可以做到。
庞德开始再次回应我的反对意见。他说，难道您不知道，问题在于英国在北部海域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他们不能拿它来冒险。此外，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战斗力远不及德国海岸空军。护航舰队被撤走，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对手，如果不撤出，它只会被白白击沉。我们的主力舰距离灾难发生的海域四百英里远，不至于成为德军轰炸机的猎物。下令船队“散开”，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提尔皮茨号战列舰会在约一小时之内将所有船只逐一击沉。
……首相支持庞德所言，尽管他对此并不热情。……丘吉尔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好像是作出了让步，说他会询问美国人对此事的看法。因为第十八号护航船队中，超过二十二艘船是美国的，让他们来决定：如果他们接受冒险，英国政府会提供护航舰队。
……对我来说，情况很明确了：庞德当然会把美国吓得胆战心惊，那么第十八号护航船队就不用出海了。
“如此说来，”我总结道，“战争正处于生死关头，而你们正停止向我们输送军用物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战场的开辟就更为迫切了。这个问题的前景会如何？”
丘吉尔答道，我们都很清楚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这一立场在6月10日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已经声明，他在7月3日与我的谈话中又加以重申。
“我知道，”我回答道，“但是从6月10日以来，甚至是从7月3日以来，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的十天至关重要。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表明，希特勒成功地集结了比预期更多的部队用于进攻。此外，我们在前线遭受的失利也比预计的更严重。苏德战场的形势现在十分危急。当然，苏联红军将一如既往地英勇作战，但凡事都有极限。谁知道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不迅速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来支持苏联，那么也不能排除苏军向东后撤的可能。”
……丘吉尔专注地听我讲话。接下来，他说道：“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莫洛托夫在访问期间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你们很有可能不得不进一步向东后撤。1943年春季，我们在欧洲大陆将要面对的很可能不是现在驻守法国和比利时的二十五个二等师，而是五六十个德国一等师……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但我们又能采取什么行动呢？……在1942年，由于条件限制，我们确实无力采取切实行动开辟第二战场。进行注定要失败的荒诞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对你我都没有好处。这样做只对德国有益。”
庞德得意地笑了，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给首相帮腔。我对他极为反感。庞德今年六十五岁，患有痛风。他一辈子都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但却精于在内阁中获得高位和赞誉。他把我的耐心推到了极限。这时，丘吉尔打断了我们的争吵，说道：“我们准备尽我们所能来援助你们。例如，在北方战场的行动中，我们将动用所有武器。”……
丘吉尔接着说：“我所担忧的事情是这样排序的。排在第一的是俄罗斯战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二是海上形势。最后，在一个重要的，也确实是极其重要的间隔之后，是埃及战役。”
晚餐过后，我们转移到隔壁一个小房间里。我们吸烟。庞德傲慢地抽着他的雪茄，一个个烟圈袅袅升空。艾登这时进来了，他看上去有些尴尬。他问丘吉尔：“所以，我们是不是该讨论一下护航船队和北方战场的行动？”
“我们已经谈过了。”丘吉尔沮丧地低声说。
没人开腔了。在晚宴上身体就不太舒服的丘吉尔夫人，此时挺身而出，避免冷场。可怜的丘吉尔夫人！她非常不安，在吃饭时有好几次都小心翼翼地帮我说话。但是首相一吼，她就不说话了。丘吉尔自己也很悲观。他勉强接话，语气粗暴，吐字也不清晰，脾气明显很大——要么是冲他自己，要么是冲着使他举步维艰的时局。
阿格尼娅问丘吉尔：“您打算怎样帮助我们？”
丘吉尔一脸不悦，小心翼翼地答道：“不幸的是，迈斯基夫人，我们现在能做的很少，确实很少。”
……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精神大振，补充说：“但我们会一道庆祝胜利！”
首相明显很不自在。
只有庞德自我感觉极好——抽烟，大笑，讲笑话。这也难怪，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像庞德这样的人，处在官僚体系的顶层，与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走马灯般轮换的大臣们，在统治整个英国！昨天的晚宴就是这个事实的完美写照……
回到家里，我内心十分压抑。我感到焦虑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