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
看来我们已经遇到了“同盟国”关系的第1次危机！
今天，我向丘吉尔递交了斯大林对11月04日信件的回复。丘吉尔在他位于议会的办公室接待我。应我的要求，艾登也出席了。我们一道从外交部过来，在外交部时我已经就当天的各个问题与艾登进行了初步会谈。当我们走进首相办公室时，丘吉尔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他握着我的手，友好地微笑着说：“让我们好好谈谈吧。”
我们在一张盖着绿色台布的长桌子边就座，内阁会议通常是在这张桌子上进行的。我把随身携带的包裹递给丘吉尔。他取出信，读了起来。我在观察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读完信后，丘吉尔一言不发地将它递给了艾登。接着，他一声不响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快速踱步。首相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色惨白，呼吸急促。他显然被激怒了。最后，丘吉尔稍稍遏制住自己的怒气，说道：“很严重的一封信！”
接着，他冷冰冰地补充道：“现在我不想回复这封信！我得和同僚商量一下。”
听到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觉得我最好还是起身告辞。但是艾登要我先别走，我便留下了。
丘吉尔表面的克制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他又一次在房间里来回几次踱步，越来越激动。终于，他打破了沉默：“那么，斯大林想知道我们的战后计划吗？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那就是按《大西洋宪章》所约定的！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大西洋宪章》太笼统了，而且如果在其框架内（我们也承认《大西洋宪章》）对若干问题加以阐明会大有裨益。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大约三个星期前，艾登提到了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议上问过比弗布鲁克的问题，他告诉我，英国政府希望战后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难道这个问题不能在一份关于两国战后计划的协议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吗？
“我确实和您谈过这件事，”艾登说道，“但是我要求斯大林先生在这件事上表明自己的想法。”
“我倾向将斯大林的a点意见理解为对您交给我的信件的回复。”我反驳。
艾登对此报以怀疑的笑。
丘吉尔又勃然大怒，他高声叫道：“如果你们的战后计划是想让英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你们应该知道，这永远都不会成功！”
“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想法！”我忍住笑提出了抗议，“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最近的演讲应该让您放一百个心。”
首相再次把斯大林的信拿在手里，他朝信的第2页瞥了一眼，看上去就好像他被信烫到了手。
“嗯！”丘吉尔愤怒地叫道，“我派了两名统帅去见他，但是他没有时间接见他们，除非他们被授权敲定那些协议……”
首相愤怒地用手指戳着信纸上的一段话，斯大林在那段话里指出，英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就军事互助和战后计划达成协议。
“不，我不会再提议进行新的军事谈判了！”丘吉尔用同样的口吻继续说道，“我受够了！”
首相再次在办公室快速踱步，补充道：“为什么斯大林觉得有必要在我们的通信中用这样的调子说话呢？我不会接受的。我也可以这样说话！谁会从中获益呢？我们不会，你们也不会，只有希特勒会！”
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激动。斯大林现在所建议的实际上是我在两个多月以前就跟丘吉尔讨论过的问题——一项指挥战争的联合战略计划。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当前能有什么战略计划呢？”丘吉尔恼怒地叫道，“我们仍处于守势，你们也仍处于守势，主动权还掌握在希特勒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联合战略计划？我们只有坚守，直到我们能从敌人手中夺取主动权为止——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当前，我们双方都必须考虑防御，我同意这一点，”我插话道，“但即使是防御也需要一个计划，比方说，你们和我们在1942年要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就像碰到了滚烫的烙铁一样，丘吉尔再次爆发，愤愤不平地大声说道：“是我在6月22日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向你们伸出援手。尽管在几个星期之前，我还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也许你们会站在德国那边呢？……谁需要这些争端和分歧？……毕竟，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战，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继续为我们的生死存亡而战！”
“我们也是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战，”我回答，“而且表现也不差。”
“你们的战斗表现棒极了！”丘吉尔情绪激昂地喊道。
他思考片刻，瞥了一眼一直保持沉默的艾登，最后补充道：“现在我不想回复斯大林……现在我情绪激动，可能会说很多不好听的话……我会咨询我的同人，等冷静下来再回信……您将收到及时通知。”
“不管您是否喜欢斯大林的信，”我最后说道，“过于激动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必须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斗争。如果我能帮助搭建沟通的桥梁，我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