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9月26日

昨晚，我们遭到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空袭，从晚上11点一直延续到今天凌晨4点。
如果你需在七八点钟上班的话，正如数以十万计的人们需要做的那样，你只能睡一小会儿。
英国人应该每天晚上都这样干。
造成破坏的大小无关紧要。
昨晚的破坏就并不大。
但是心理影响十分巨大。

没人料到英国人来得这样早，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堵在地铁里、火车站上和公共汽车、电车里。
他们匆忙赶到最近的公共防空洞，并在那里度过大半夜。
昨晚英国轰炸机提前到达（理论上它们在天黑后两小时即晚10点左右到达）的第一个后果便是，今天所有的剧院都宣布将在下午6点开演，而非7点半或8点。
教育部也发出通知，如果空袭延长到后半夜，小学将在次日上午关闭，以便让孩子们补足睡眠。

不能在播音时提及一次正在进行的空袭使我怒火中烧。
昨晚，在我进行播音时，负责保护广播公司的高射炮射击声震耳欲聋，以至于我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我们现在被迫在夜间使用的唇式麦克风可以防止高射炮的声音与我的播音一同传到美国，这实在是个遗憾。
昨晚还注意到，没有让人在下面的演播室与纽约方面保持联系，以便在我开始播音前将发射台调整到相应频道并保持五分钟。
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广播公司以超大音量播放了乐队演奏的乐曲。
这可以掩盖高射炮的声音。

《证券报·正午版》在记述昨晚的空袭时说：
“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贩子，温斯顿·丘吉尔，昨晚再次向柏林派出了他的杀手……”

凌晨1点，当我做完播音后，纳粹防空管理员立即强迫我去防空洞。
我试图阅读卡尔·克罗的杰作《四万万顾客》，但是光线太差了。
我感到极度无聊。
最后，“嗬嗬勋爵”及其妻子建议我们偷偷溜出去。
我们避开了警卫，发现了一条不常用的地下通道，便在那里喝了一升“嗬嗬夫人”带来的杜松子酒。
“嗬嗬勋爵”喝起酒来跟其他男人一个样，而且如果你克服了对这个叛国者的最初反感，你会发现他是个很风趣甚至很聪明的家伙。
当一瓶酒喝光后，我们更不想回防空洞了。
“嗬嗬勋爵”发现了一个秘密楼梯，我们便顺着楼梯来到他的房间，打开了百叶窗，观看外面的“焰火表演”。
在城市南区，高射炮正在轰鸣，炮火映红了天际。

在黑暗的屋子里，我跟这个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嗬嗬勋爵”的真实姓名是威廉·乔伊斯，德国人叫他弗罗利希（德文意为“充满喜悦”），他否认自己是个叛国者。
他说自己已经放弃英国国籍并成为一名德国公民，与数千名放弃公民权成为“苏联同志”的英美人，或那些1848年后放弃德国国籍逃往美国的德国人没什么不同。
这个解释并不能使我满意，但对他自己而言是足够了。
他不断说“我们”这个词，于是我问他是在指什么人。

“当然是我们德国人。”
他断然答道。

他身材魁梧，身高5英尺9英寸，长着一对爱尔兰人的眼睛，两眼闪闪发亮。
脸上有刀疤，但并非是在德国大学中决斗所致，而是在英国城镇街道上参加法西斯分子斗殴时留下的。
他的德语说得相当好。
我觉得他有双重人格，使他落得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场。
他极度仇恨犹太人，同时也极度仇恨资产阶级。
这两种仇恨成为他成年后行动的主要动机。
如果不是对犹太人歇斯底里般的仇恨，他可能会轻易地变成一名成功的共产党鼓动家。
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他认为纳粹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将使全世界摆脱“富豪资本家们的”枷锁。
他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一名解放战士。

“嗬嗬勋爵”的同事，杰克·特雷沃，是名英国演员。
他也为戈培尔博士做反英广播，但对无产阶级毫无兴趣。
他对犹太人怀有刻骨的仇恨。
去年冬天，常常可以看到他在风雪呼啸的天气里，站在雪地里对着党卫军卫兵大喊大叫，宣传消灭全部犹太人的紧迫性。
卫兵们无疑对犹太人并无特别的热爱，但他们唯一想到的问题是，在这个可恶的冬夜还需要站多长时间岗。
卫兵们不断在雪地里跺着冻僵的双脚，使头部避开刺骨的寒风，不停嘟囔着：
“是，是，是，是。”
他们可能会纳闷，英国人怎么会是这样的怪物。

我送给乔伊斯一本偷偷带进德国的英文书《嗬嗬勋爵生平》，他则将自己的书回赠我。
从我们的谈话以及刚在柏林出版的他写的小册子《英格兰的黄昏》，可以将他的故事大体拼凑起来。
主要内容如下：

他于1906年生于纽约，父母是爱尔兰人。
按照他的说法，他的父母由于“效忠英国王室”，失去了他们在爱尔兰的所有财产。
他在伦敦大学学习文学、历史和心理学，并于1923年即希特勒发动倒霉的啤酒馆政变那一年，参加了英国法西斯党。
他说，此后他以当家教为生。
1933年，他加入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并成为主要发言人和撰稿人之一。
他担任莫斯利的宣传部长达3年之久。
他声称，自己于1937年离开莫斯利是“因为组织事务方面的问题”。
他与前社会党国会议员约翰·贝克特合作，建立了民族社会主义者联盟，但是，没几个月贝克特便脱离了该组织，因为他认为乔伊斯的方法“太极端”。

关于这些日子，乔伊斯写道：
“我们遵循民族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生活……我们都非常贫穷，知道民主国家中自由的恐怖之处。
我们的一名同志因失业十八个月和饥饿而被逼疯。
我与真正的朋友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他们都热爱英格兰，但却不能从祖国那里得到足够的食物。”

在战争前一年，他两次被捕，罪名是侵犯人身及扰乱秩序。
随后，战争的阴云到来了。

“对我而言，”他写道，“决定并不难做出。
到8月25日早晨，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斗争将要爆发。
待在英格兰并继续为和平而努力，可能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条路。
但是，我有一种传统的或不如说是遗传下来的偏见……即英国将走向战争。
出于良心上的考虑，我觉得如果自己不能为它而战的话，就必须永远抛弃它。”

他这样做了。
8月25日，他和妻子（“在离开时她甚至不能对父母说句再见”）起程前往德国，以参加他所谓的“解放世界的神圣斗争”。

任何人在看到希特勒冷血地践踏欧洲的自由人民后，如果仍将此视为解放世界的神圣斗争，其精神状况也就不言而喻了。
“嗬嗬勋爵”的书是纳粹关于英国的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只不过穿插点缀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反映英国阴暗面的情况。

“嗬嗬勋爵”说话时鼻音太重，以至于开始时宣传部官员认为，他完全不适于播音工作。
一名曾在英国学习的纳粹电台工程师头一个觉得他可能会干好，于是决定让他试一试。
在电台里，这个长着铁拳疤脸的年轻法西斯暴徒的嗓音，听上去就像我们在舞台上熟悉的老派没落英格兰贵族的声音。
去年冬天，爱德·莫罗告诉我，调查显示当“嗬嗬勋爵”播音时，至少有一半英国电台听众在收听。
但是，那时英国正因“虚假战争”而厌倦，并且发现战争和乔伊斯都很有意思。
我想，他本人也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英国民众的影响力。
最近，他对戈培尔命令播出的一些愚蠢新闻也感到恼怒。

在这里，还有第三个英国叛国者值得一提。
他就是贝里·斯图亚特，以前是西福斯高地联队的一名上尉，几年前因向外国泄露军事机密而被判处监禁，关押在伦敦塔里。
那个引诱他堕落的姑娘是个德国妖女，获释后他便追随她来到德国。
开始时，他做些播音工作，但他那苏格兰人的强项性格令宣传部和帝国广播公司无计可施。
他现已不再播音，而是为外交部当翻译。

既然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不妨提一下在德国电台为纳粹做宣传的三名美国人。

艾奥瓦州滑铁卢的弗雷德·卡尔滕巴赫可能是这些人中品质最好的一个，确实狂热信奉民族社会主义，并不断因与纳粹党雇佣文人们的意见分歧而发生争吵。
他是名不错的电台播音员。
我避免与这三个人碰面，且只见过卡尔滕巴赫一次。
那是在贡比涅森林，他在那里与纳粹电台官员们发生了周期性的争执。
他们下令禁止将他从巴黎带到贡比涅，但是他搭上一些军官们的汽车偷偷赶去，几乎是“破门而入”，闯进了停战仪式现场。
他不断被军方逮捕并驱逐出场地，但每次又都跑了回来。
大多数纳粹分子发现，对于他们而言，他有点“太美国了”。
但是，卡尔滕巴赫会为纳粹主义而牺牲。

第二个美国播音员是个叫爱德华·利奥波德·德拉尼的家伙，来这里时用的名字是E. D.瓦德。
他是个失意的演员，在美国时常为筑路公司工作。
他对犹太人怀有病态的仇恨，但在其他方面则很温和，完全按照纳粹的粗暴宣传方式播音，从来不提任何问题。

第三个人是康斯坦司·德雷塞尔小姐，她多年以前曾在费城当过记者。
我发现，纳粹雇用她，主要是因为她是柏林城里唯一肯将自己的美国口音卖给他们的人。
奇怪的是，她不断骚扰我，要求我帮她找个工作。
战争开始时，一家美国广播网曾雇用过她，但她几乎立刻便被解聘了。

为进行其他语种的播音，纳粹还雇用了巴尔干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被发现“不可靠”。
有一次，一名南斯拉夫播音员在开始播音时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你们将要听到的、来自柏林的广播都是胡说八道、一堆谎话，如果你还有理智的话，最好调到别的频道。”
他没能再说下去，因为在城市另一端的宣传部还有“监督员”坐在那里监听。
最后一次看到此人是党卫军卫兵押送他去监狱。

昨晚，在纳粹驻奥斯陆专员兼大区区长特博文的一篇广播讲话中，挪威人民被粗暴地告知他们将要面临的苛刻待遇。
这位大区区长宣布：
（1）挪威王室已经不再具有政治重要性，而且将永远不能返回挪威。
（2）对于流亡国外的内加德斯沃尔德政府也是如此。
（3）鉴此任何有利于王室或流亡政府的行为都将被禁止。
（4）根据希特勒的一项法令，一个专员会议将承担政府的职责。
（5）旧政党将立即解散。
（6）任何出于政治目的的结社活动都将被禁止。

于是，挪威国内一切体面的、民主的事物都被摧毁，至少是在目前。
而且，德国清楚地表明，它非常不适合统治其他民族。
有那么一个短时期，当帝国刚刚夺取挪威的时候（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德国可能会成功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因为后者觉得武装反抗希特勒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已经毫无希望。
现在，在所有被占领国家，德国统治者都遭到了切齿痛恨。
正派的挪威人或荷兰人根本不愿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这位大区区长的广播讲话是德国人不够圆滑老练的一个典型例证。
他告诉挪威人民，他徒劳地试图与旧政党谈判，但它们要求分享权力并“无视”他的警告；于是他只好取缔它们。
在结尾处，他告诉挪威人，现在已经很清楚，对于挪威而言，吉斯林运动是唯一可行的一条道路，这个党也将是德国人允许存在的唯一政党。
因此，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挪威人，那个遭到99.5%的挪威人唾弃的可怜的小叛国者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今后在关于他们祖国未来的问题上将拥有唯一的发言权——如果说挪威人能够拥有发言权的话。

用不着太高深的学问，你就可以断定，德国对被占领区人民实行的暴力统治根本不会维持很长时间。
因为尽管实行了全面的军事和警察管制（德国人承认这一点），德国人也不能永远统治仇恨并憎恶他们的其他欧洲国家人民。
因此，希特勒的“新秩序”在欧洲还没有建立，便注定要失败。
当然，纳粹从未研究过欧洲历史，只是被一种原始日耳曼部落不计后果的征服冲动所引导，认为他们在建立欧洲“新秩序”的道路上进展顺利。
在这个“新秩序”中，德国将占据主宰地位，并永远为德国谋取最大利益。
他们的长远计划，不仅是使欧洲人民永远解除武装，以便不能反抗他们的日耳曼主人，而且将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德国，以至于没有柏林的恩赐便无法生存。
此后，被奴役土地上的重工业和高科技将集中于德国。
被奴役的人民将生产原料以供应工厂，同时也生产粮食供养日耳曼统治者。
他们大部分将变成农业或采矿团体，正如今天巴尔干国家为西欧扮演的角色一样。
他们将完全彻底地依赖于德国。

当然，如果英国坚持抵抗并最终获胜的话，欧洲被奴役的人民将会得救。
甚至即使获得战争的胜利，德国重新规划欧洲的企图也会失败。
在混迹德国多年之后，我深信德国人无法统治欧洲。
他们缺乏中庸精神，当处于统治地位时存在虐待狂倾向，生来就缺乏理解其他民族想法的能力。
他们本能地认为，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主奴基础上，而不可能建立在互不干预的平等基础上。
德国人的这些性格，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国家都不适于充当欧洲领袖，尽管他们很想当。
可以肯定，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从长远角度来看，最终都会失败。

明天，齐亚诺将由罗马抵达这里。
大多数人认为，此行是为了宣布西班牙将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
果真如此的话，苏涅尔到这里就是为了出席相关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