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9月25日
波默尔博士，宣传部外国新闻司司长，是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
但他很聪明，见多识广，去过许多地方，特别熟悉美国。
他屡屡为我们“不识抬举”而感到气恼，因为纳粹经常会给外国记者一些小恩小惠，如额外的食品等。
如果说，要赢得一名记者的心必须通过他的胃的话，那么戈培尔博士当然算是为此而煞费苦心。
首先，他将我们划为“重体力劳动者”，这意味着可以得到双份的肉、面包和奶油。
每个周四，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们都可以排队领一张半个月的额外食品卡。
另外，戈培尔博士不但允许我们，而且实际上还鼓励我们，以黑市美元比价每周从丹麦购买一个包裹的食品。
最后这一点实在是救命稻草。
它使我每周可以有四五次在早餐时吃到咸肉和鸡蛋。
平时我早餐不吃咸肉和鸡蛋，但在目前战时配给短缺的情况下，我发现这两样东西可以使你支撑一整天。
在西线战役开始前，我还从荷兰搞到了足够我喝六个月的咖啡。
一句话，我们这些记者几乎不受战时配给制度的影响。
我们有足够的食品。
而德国人关照我们，让我们拥有足够的食品，并非因为他们喜欢我们。
这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干活时吃得饱的话，可能会对德国更客气一些。
毕竟，我们记者也是人。
另外，宣传部和外交部之间存在着争斗关系，它们为谁能给外国记者建立最好的晚餐俱乐部而展开激烈竞争。
里宾特洛甫在选帝侯大街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要比戈培尔在莱比锡广场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奢华得多。
但是，我听说博士刚拨了数百万马克，用于改建他的俱乐部，以便比里宾特洛甫的俱乐部更华丽。
我每周都会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吃两顿晚餐，它的位置对我而言十分方便，而且能够吃上一顿真牛排和喝上一杯真咖啡的诱惑力也相当大。
另外，在那里还可以和纳粹官员们逗逗乐，了解一下他们脑子里的想法。
自从德国肆无忌惮地入侵荷兰和比利时之后，我就再没去过那里。
我实在没胃口在吃晚饭时还和纳粹待在一起。
虽说我们吃得很好，但并不等于说德国人民也吃得不错。
不过国外关于这里的人民在挨饿的说法有些过于夸张。
他们没有挨饿。
经过一年封锁，他们仍然能够得到充足的面包、土豆和卷心菜，足以坚持很长时间。
成年人每周可以得到一磅肉和四分之一磅奶油。
美国人很难忍受这种食品。
但是，德国人的身体在近百年里已经习惯于吃大量的土豆、卷心菜和面包，似乎感觉还非常好。
配给肉和脂肪的数量，虽然远远少于他们习惯的数量，但也足以使其保持相对健康。
水果极为紧缺，去年冬天严寒也对德国水果收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去年冬天我们根本见不到橘子或香蕉，而今年冬天可能也见不到。
对丹麦和荷兰的占领，暂时有助于充实蔬菜和奶制品的库存。
但是德国人无力向这些国家提供饲料，很快便会造成食品短缺。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掠夺了所有可掠夺的食物。
虽然他们的确付了钱，但却是用对他们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的马克纸币。
在这里只有赫伯特·胡佛的代表才会对此提出质疑。
关键问题在于，英国人在两三年内不可能通过对德国人实行饥饿战术来赢得战争。
希特勒对于非德国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他会确保被占领区的上亿人民饿死在德国人之前。
这一点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