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9月20日
今天又遇到一个体现纳粹伪善的典型事例。
我在今天的几份播音稿上，都提到了德国报纸电台充分利用了一份来自纽约的报道，即英国新闻审查员决定禁止在伦敦的外国播音员提及正在进行的空袭。
德国宣传部立即兴奋地跳了起来，通过短波电台和外国新闻机构，试图告诉全世界，从此美国将不可能再收到由伦敦发出的可靠消息了。
我顺便指出，不久前纳粹也对我们实行了同样的新闻审查制度。
我的新闻审查员根本不允许我涉及那些话题。
我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
在战争头八个月，新闻审查还是相当合理的，至少要比塞瓦雷德和格兰丁在巴黎需要忍受的好一些。
但是自从战争变得日益可怕且严峻之后，也就是从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始，这里的新闻审查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近几个月以来，我试图通过耍小聪明来蒙混过关，正如塞瓦雷德等人一样。
为指出一个事实或政府的谎言，可以通过语调或声音的变化，可以将停顿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可以使用美国俚语。
因为大多数德国人是在英国学习的英语，很难完全理解美式英语。
我往往通过一个字、一个短语、一句话和一个段落，或结合运用这些手段以表达事实真相，总之我是用尽了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
但是，纳粹还是占据了上风。
近一段时间，我的两位新闻审查官都是宣传部派来的绅士，他们对美式英语的理解至少与我一样好。
其中一位是莱辛教授，他长期在美国一所大学执教；另外一位是克劳斯先生，他是华尔街一家银行长达20年的合作伙伴。
我无法经常性地愚弄他们。
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有教养且聪明的德国人，正如埃里希·昆斯蒂上尉一样。
他以前是奥地利广播公司节目总监，现在是我的军事新闻审查官。
但他们必须按命令行事。
外交部和宣传部不断收到来自美国的报告，不仅来自驻华盛顿大使馆，也来自他们组织良好且遍布美国的情报网。
他们说，我正在犯罪并企图蒙混过关，必须对我采取措施。
库尔特·赛尔博士是纳粹党派驻华盛顿的官员，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向柏林报告我们发回的报道，已经几次就我的播音性质做了不利的报告。
除非我能够进行比较准确的报道，否则我毫无兴趣继续留在此地。
在我播音时有一个年轻人负责调控信号，即在发射台上不断呼叫纽约，直到开始播音。
同时，他还负责监督我是否按稿子上经过审查的内容播音。
今晚，我首次注意到，他在我朗读的播音稿副本上标出记号，在每个音节下很滑稽地画一小道，就像我们上学时标出诗歌的节律一样。
我估计，他是企图记下哪个词我用重音来强调，哪个词我用了不必要的讥讽语调。
这一发现是如此有趣，以至于我在播音时停下来看了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