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我早上5时15分就起床了，以便和陈希瑞小姐一起去火车站。她要去中华中学和其他几处房产，这些都是属于她哥哥的房产。她哥哥是一位医生，去年突然去世。我们找到了一辆出租车——有些地方已经有车了，车费是3美元，而两年前只要12美元。
很高兴我陪她一道去了，由于我担心她一个人买不到票，所以我陪她一起去买票。所有乘客都在同一个窗口买票。售票处开始卖票前，外边就已经有很多日本人排起了长队，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中国人的队伍则更长，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陈小姐排在大约第20位。当售票处终于开始卖票时，中国人的队伍仍然静止不动，必须让日本人先买，还有一名日本军官在旁边监督，这名军官不停地把中国人往后推。眼看着中国人根本没有买票的机会，我慢慢走到那个军官面前，微笑地问他会不会说汉语，他说他会一些。我便问他是否能看懂墙上的大幅标语“日中合作”，他说能看懂。我告诉他这种售票方式是无法带来永久和平的，也不能称之为合作。他微笑着承认的确如此。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或许有些惭愧，因为，我看到他让日本人的队伍停了下来，允许大约20名中国人买了票，陈小姐几乎是最后一个才买到票。
在车站等车时，我看到大约500名伤兵被运上火车，大部分伤兵可以自己行走，但也有大约3卡车的伤兵是用担架抬上火车的，还有30多个日本女人在安慰他们，其中一些女人还想去抬担架。车站里和公共汽车上的平民越来越多了。
回去时，天气很冷，我打算乘公共汽车回去。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司机是位中国人，他说，这是日本人经营的汽车，他还对我解释说：“没有法子。”因为他要养活一家老小。当我表示，我宁愿坐黄包车，帮助那些拉黄包车的可怜的穷人时，那位女售票员（也是中国人）很客气地把钱退给了我。
在下关，拆毁房屋、清理断壁残垣的工作仍在继续着。南京的一切都显示出这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中午，沃德主教与我们一起吃了中国餐，有程夫人、布兰奇、哈丽雅特、林弥励、大王和金陵大学的陈教授及陈夫人。我们不断地问他西部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同事在那里的状况。
下午4时。我和其他仍留在南京的建筑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如何把山坡上尚未完工的房屋地下室里的积水排出去的问题。米尔斯和我是该委员会留在南京的仅有的两名成员，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自上次我为混合委员会准备材料以来，似乎已经过了许多年，而实际上距上次开会也只有一年差一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