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天仍在下雨，因此没有飞机。池塘的水很快就满了，蚊子肆虐。

我早上花了些时间写了一份声明，准备给美国大使馆寄去。因为罗森说他一再请求，但仍一无所获，因而我一直没有递交我们的请求。

下午1时30分～2时30分。陈先生、程夫人和我为我们学院的3名工友开了一次短会。

很久以来，因为任何事都是如此的不合常规，所以总是很难让他们遵守规定。他们一直抵制不了赌博这一诱惑。

一项投资：一群美国妇女特别热衷于帮助一群中国孩子，她们通过在中国的一位朋友转交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妇女、儿童难民所一笔相当于50美元的中国货币。经过对一些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的调查之后，决定资助10名难民。下面是这项受资助者的简单情况。

受资助者1：　一位婚后姓陈而婚前姓李的妇女，现年60岁，丈夫62岁。去年12月16日，她的3个儿子被日军带走，而且从此杳无音讯。最大的儿子35岁，已婚，留下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他是个卖鱼的；她的二儿子29岁，留下他怀胎的妻子，他是做布丁的；她的三儿子17岁，没结婚，靠卖报纸为生。这个妇女得到6美元，她拿它做小生意。她现在卖一种中国人当早饭吃的油炸圈饼，这能使她扩大生意、增加收入。

受资助者2：　黄云洲（音译），70岁，妻子已故。他和他的儿子是裁缝。他的儿子32岁，去年12月13日被抓走，从此杳无音讯。他有一个30岁的儿媳妇，眼睛瞎了，他还有3个孙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3岁。老人得到6美元，他想开一个小店，这样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受资助者3：　李杨氏，35岁，她的丈夫是个制伞匠，去年12月15日被抓走，从此杳无音讯，留下她和2个小女孩，一个14岁，另一个5岁。她现在住在一些可怜她的邻居家里，她的家被中国军队为了军事目的焚烧了，她现在一无所有，连根筷子都没有。她的铺盖在日本兵进城时被抢走了。她得到6美元，她指望用它去开一个卖蜡烛、肥皂等杂货的小店，努力养活她的孩子们。

受资助者4：　杨陶氏，43岁，丈夫47岁。去年12月16日，她的2个儿子被抓走了，大儿子在一家当铺做事，25岁；二儿子18岁，刚刚小学毕业，对他父母来说，花了很大的代价才使他接受了这些教育。当我们问她，日本兵抓走她的2个儿子时，她是否哀求过那些士兵。她说，她没敢求他们，因为那些士兵非常凶残。这名妇女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跟着她住，还有一个10岁的小女儿。她得到6美元，她和她丈夫希望用它去重开一个小古玩店。

受资助者5：　王胡氏，52岁，丈夫60岁。她的2个儿子在去年12月16日被抓走了。最大的20岁，开了一个小电器商店；二儿子17岁，在他哥哥的店里工作。她得到了6美元，这可以帮她开一个洗衣店。

受资助者6：　沈田氏，29岁，带着3个小孩，分别是6岁、4岁和1岁。她的丈夫在这次灾难中离开了南京城，她一直未能找到他。她得到5美元，可以帮她开一个小店，希望她能挣足钱养活3个孩子。

受资助者7：　刘殷氏，49岁。她的丈夫61岁，去年12月13日被抓走，从此杳无音讯，那时他正在寻找他的一个女儿。她有4个女儿、2个儿子。大女儿29岁，已婚，丈夫死了；其他3个女儿分别是17岁、14岁和9岁；小儿子12岁；大儿子21岁，已去了西部。我们给了她6美元，可以让她买制鞋材料——这是那3个女儿在家里进行的一项生产。她自己要出去替别人洗东西。

受资助者8：　王秀兴（音译），是名21岁的年轻姑娘，她的母亲去年秋天在空袭中吓死了。去年12月16日，她43岁的父亲、31岁的叔叔和一个19岁的弟弟都被日本兵抓走了，从此杳无音讯。他们也许已经被杀害了。留下了这个姑娘和3个弟弟。大弟弟16岁，智力发育不全；二弟弟13岁；小弟弟6岁。我们给了她5美元，她想用来开一个店，以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他们4人。他们已经回到她父母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但是这些人也很穷，无法帮助他们。

受资助者9：　马吴氏，她是从上海来的难民，有2个小孩，一个7岁，一个2岁。她和她的丈夫在去年秋天的撤离中走散了，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她得到2美元，可以暂时帮她一下。她现在仍呆在一个难民所，吃免费的饭菜。

受资助者10：　朱梁氏，35岁，有3个小孩，她的丈夫去年秋天被带去为中国军队干活，她不知道现在他是死是活。她仍然呆在一个难民所，我们给了她2美元，可以为她的小孩们买点食物。

下午3时。我们为新来的难民第1次布道。大约有200人参加。杨牧师做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发人深思的演讲，主题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今天下午东京外务省的小井石和九芝打来电话，说想亲自查看南京的情况。然而，他们并没有问任何使他们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如果人们能与这些人坐下来，有机会向他们陈述日军大规模地屠杀居民中的男人和小孩，洗劫、烧毁全城的商店和住宅，到处强奸妇女，也许那时他们才会意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它的后果只可能是何等强烈而永不停息的仇恨和报复。

今晚，我们等伊娃和弗洛伦斯到9时，但她们没来。去火车站接人并不容易，因为，出城门得拿到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