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八日
晴
上午至王洽民处谈，王言省、县党部有机关无党员，因为从没开过党员会或关于训练的文件，党员和党没有关系，等于无党员。又言，省府各负责人各不相属，名叫不合作也不不合作。党部中之某派倒还经常开会，但基础是利益的分配，如决定某人去某机关等，又其人不管怎样贪赃，只要将其余款缴党就对。现总负责人为酆悌、贺衷寒等，甘肃则为李才桂。
夜请张耀东吃饭，张为新疆派在此间之人。
“不合作”，也“不不合作”
“不合作，也不不合作”，这句奇怪话，似乎在兰州市面发现。本来各团体间、各派别间乃至各个人间，意见或利害的冲突是不能免的。在这民族危机、抗战高于一切，要求全国人众把私的利益服从于总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摆出团结的面孔，拉拉手、谈谈话，精诚合一的调子，不妨提得高点。但一到具体事实，仍各做各的，只要达到妨害对方的目的而手段又不显露，这就是高手。实际是“不合作”，表面是“不不合作”。的确，这种现象随处可以看到。
发生这现象的原因：（一）由于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把救亡当做今天第一大事，因而即在救亡工作中不能把成见消灭净尽。（二）不知道个别利益必须在国家不亡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口里念熟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可是实行时，门外喊杀声已近了，两兄弟虽停止了用武，却仍然要怒目相视。（三）猜疑对方有什么阴谋，靠不住，把部分的错误推及全体；把过去的仇视推想将来。
这些道理，本来很浅近，普通人懂得，他们也懂得，所以他们“不不合作”。但一靠紧起来，“要兑现”，他们又仍不懂得，仍是“不合作”。
这种现象虽只存在在一部分人中，且这一部分人也日在转变。大多数人是爽直的，他们没有成见，有利于抗日的就对，不利于抗日的就不对。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已充分表示其愤慨和推动的力量。某些地方已逐渐克服那些“不合作，也不不合作”的现象，但是在西北这现象仍然浓厚存在，迟滞了救亡运动的前进。
这是官场模棱习气，“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办法，于抗战前途极有害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现象，尤其要防止这现象传染到我们青年团体中来。我们应该：
“是则是，非则非，做错了，马上改；没有错，坚持下去”。
怎样组织委员会
兰州城小衙门多，每条街巷有衙门，每张衙门总有几块牌子。据说各县也差不多，有自西安来的朋友说，在某县停车想去找找地方当局询问情形，见一处形似衙门者挂了六七块牌子，走进去，只一看门者，任何房间都紧闭着。
除正式政权机关与税收机关外，一般都是委员会。关于抗战的与民运的，更无不是委员会。可是不管委员会名目怎样变，里面委员总是几位挂名不到差的原菩萨。这几位菩萨虽和平常人一样，但一做了菩萨就无所不能，不过结果仍不免一无所能，于是委员会工作：一是开支应得的经费；二是挂上一块招牌。
举个例子吧！贺主席时曾成立战时经济研究委员会，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论资格，贺耀祖是当然主任，还有些当然委员，会的名义很应景的，研究了几个月，研究出了一些什么，连主任也不大知道。推之其他委员会，推之各县的委员会，大概也差不多总是几位菩萨翻来覆去，至于工作呢？天晓得！
我想每个委员会，总有他实际工作的，委员人选应该是与该会性质有关的人。又委员虽可以兼，但负责委员应该是专任并且要是对这问题有研究或经验的人。不论人选是选举或委派，都应顾到这点。贺耀祖的研究会是怎样失败的？没有吸收一个具有救亡教育和经济知识的人入会，不能抛出一个甚么方案（不管好坏），也不曾指定几位委员去准备。会的工作只是喝茶吃点心。至于民运设计工作关系更大，必须有真正来自民间的人，民运经验丰富的人，尤其要这样的人来负专责，工作才能打得开。若仍是几位挂名不到差的菩萨，庙门即使闯开，香烟必然冷落。
我建议现有各种委员会的组织，必须大刷新，吸收对某种工作有经验、在社会有信仰的人参加，反对处处的财神殿都要是赵元帅，处处的同乡会都要是关老爷。
有苦说不出
打烂了屁股，还要提着裤子磕头：“谢谢大老爷的恩典”；奉旨正法，要向北阙三跪九叩首才引颈就刑。这是中国传统的统治哲学。现在，这些形式没有了，但是老百姓吃了冤枉，不敢说，也生怕别人代说，虽然冤枉了，怕一说出来，更有不测之祸。这现象还普遍存在着。所以下面尽管乌烟瘴气，上面仍似乎可以歌颂升平。控告本不敢，报纸登载，没有那冒失的记者。
也曾有官厅允许告密，说你有冤尽管说，本长官定替你守秘密，可是“官官相护”谁也不敢轻信。即令当真把对方办了，而对方知道是他告的，反转来又向他出气。小百姓来一计算，于是拿出一“忍”字来，打脱牙往肚子咽好了。
这类事，甘肃大概多极了。要挽救，只有：
一、大开告发之门，有奸必摘，有罪必诛。
二、扶植民众运动，使民众团体有监察一切犯罪者之权。
虽然“反民主论”者不免骇怪，然是三民主义中起码的民权主义，也是今日救亡工作所必需。
晴
夜史文忠来谈朱有嗜好，只求敷衍过去。自白来后开始注意民众动员，但只忙于起草章程，真正的民运理论与方式尚无人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