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六日
下午会朱不遇。罗贡华说大概是在病酒。
会何孝宣（军法科长兼秘书主任），约星期六早来长谈，何六十余，尚健，在何处晤章亮琛参谋长。
三民主义与救国（投《西北青年》）
总理说：“三民主义即救国主义”。又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早就看到中国在帝国主义重重压迫底下，不自振奋，一定有象今日濒于灭亡的危险。但总理为何不说救中华民族的危亡，须要民族主义，而必说“必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请看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理手草的宣言：
“……国民党人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独立，始有可望也。”怎样去发展平民阶级的组织？总理又说：
“……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网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个人或团体，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所谓自由权利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理又说：
“……欲践民权之真义，原有下列之主张：
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这还不明白吗？要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必须全国平民起来”共同奋斗“。要平民阶级发扬其能力，必得使一般平民享有自由。在今天，就应该是一切抗日民众享有自由，而汉奸、卖国贼群则不得享有自由，”使得借以破坏民国“。
至于民生主义，总理更说得清楚：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对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即救亡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即改善人民生活）。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
很明白的意思：没有农工参加，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决不可能。而要工农参加，非赞助农工自身运动，即改善其贫乏劳苦的生活，又必不可得。在今天，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战线上的失利，是因为没有农工帮助。农工没有起来的原故，就是他们困于捐税和贪污的统治，图活不得，因而精神与行动，不免与政府不能融洽一起。三民主义是连环的，为要达到“中国自由平等”的民族主义成功，就必须有民权、民生，而可证实“民族主义确为健全了反帝国主义”理所必至，事有固然。然而有些不明白的人说，现在只要讲民族主义，不要民权、民生。理由是抗战要集权，要限制人民自由，要统治民众运动，民权主义不能讲。抗战要人民贡献一切，忍受些痛苦，民生主义不能讲。他们很机械地看问题，不明瞭总理说的民权、民生正是求所以“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在今日，即适合于抗战的需要。”于是曲解三民主义，“三民变成一民”，不知一民是不能单独胜利的。这样的解释，客观上做了日寇的俘虏，尽了汉奸理论的作用，我们必须坚决的反对他。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三民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实行民权、民生，才能使民族主义成为健全了反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