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
今天，我和阿格尼娅参加了由乔治六世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为期四天的访问而举行的“国宴”。这场宴会如往常一样：一百八十位嘉宾、王室全体成员、政府人员、大使（但不是特使）和英国各界知名人士。我们用金制刀叉和盘子吃饭。与大多数英式晚餐不同，这顿饭很美味（据说国王有一个法国厨师）。其间，二十四名苏格兰“风笛手”进入大厅，多次围绕餐桌缓慢走动，半原始的音乐响彻宫殿的穹顶。我喜欢这种音乐。音乐里藏着苏格兰的山脉和树林，藏着距今几百年的时光，以及人类的原始过往。管乐对我来说总有一种奇异的、令人兴奋的效果，把我引向远方，带我到旷野和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那里既没有人也没有动物，让人感觉年轻又勇敢。但我发现许多客人不喜欢这种音乐风格。他们觉得在庄严而精致的宫廷气氛中，它显得粗犷、尖锐和不雅。利奥波德正是其中一个不满的就餐者……
乔治六世和利奥波德发表了两次演讲，宣称两国间的友谊牢不可破。之后，客人们移步相邻的大厅，而我们这群大使聚集在所谓弓厅，在那里见到了两位国王、大臣和一些高级朝臣。女士们与年轻的王后、年迈的王太后一起待在相邻的大厅里。在这里，一切都像“国宴”一样：首先，两位国王彼此交谈，而大使们像昂贵的“外交家具”一样撑起了墙壁。然后，克罗默勋爵和其他朝臣开始在客人当中大声交谈，并把那些即将受到“最高关注”的“少数幸运儿”带到两位国王中的其中一位面前。利奥波德与张伯伦、霍尔、蒙塔古·诺曼（英格兰银行行长），以及大使格兰迪、里宾特洛甫和柯宾进行了会谈，明显偏向“侵略者”和与侵略者勾结的人。
当然，我就没这么荣幸了：苏联如今已过时，尤其是在保守党的高层里。躲在角落里的日本大使吉田茂也没有受邀表示自己的敬意。也难怪，日本的枪支目前正对准了英国首都以及英国在中国的威望！……
我终于厌倦了这种沉闷的盛大场面，打算溜到其他房间，在那里我可以见到很多我认识的有趣的人。但就在这时，弓厅突然发生了一阵骚动。我抬起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克罗默勋爵从隔壁房间出来，为利奥波德引见了丘吉尔。乔治很快加入了他们。他们三人进行了热烈而漫长的对话，丘吉尔有力地作着手势，两位国王大笑。然后，观众离场。丘吉尔从国王身边离开时正好碰到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和这位著名的“德国克星”对话。一群人立即围绕在他们周围。我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从远处可以看到，里宾特洛甫像往常一样，对某件事情表现得忧心忡忡，丘吉尔则以玩笑回应，引起周围的阵阵笑声。最后，丘吉尔似乎感到无聊，他转过身来，看见了我。接下来，事情发生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两位国王面前，丘吉尔穿过大厅，走到我面前，坚定地握住我的手。然后，我们展开了一场热烈而持久的对话。其间，乔治国王走到我们身边，对丘吉尔说了一些话。这让人觉得，乔治国王为丘吉尔对这位“布尔什维克大使”展现出的令人费解的亲近所困扰，决定将他从“莫斯科魔鬼”的手中解救出来。我退到一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丘吉尔结束了与乔治的谈话，回到我身边，继续我们被中断的对话。我们身旁那些珠光宝气的贵族们都惊呆了。
丘吉尔说了些什么？
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认为《反共产国际协定》首先针对大英帝国，其次针对苏联。他非常重视侵略者之间的这一协定，认为相比现在，它对未来的影响更甚。德国是头号敌人。丘吉尔接着说：“对所有维护和平事业的人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否则我们就毁了。一个衰弱的俄罗斯对和平事业和我们帝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非常强大的俄罗斯。”这时，丘吉尔像在说秘密似的，开始低声问我：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的事件难道没有削弱我们的军队吗？这些事难道没有动摇我们承受来自日德压力的能力吗？
“我可以以反问作为答复吗？”我开口，继续说道，“如果一个指挥兵团或军队的不忠诚的将军被一位诚实可靠的将军取代，这是削弱还是加强军队？如果一个从事破坏活动的大型枪械工厂负责人被一位诚实可靠的负责人取代，这是弱化还是加强我们的军工业？”我继续用这种方式，破除目前在这里流行的那些关于“清洗”影响了苏联总体情况的无稽之谈。
尽管丘吉尔不时怀疑地摇头，但他仍然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话。当我说完，他回应道：“听到这些，我感到非常欣慰。如果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弱，那么一切都好。我再说一遍，我们都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非常需要！”停顿片刻后，丘吉尔补充说：“那个托洛茨基，他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他是一股具有破坏性而非创造性的力量。我完全支持斯大林。”
我问丘吉尔，他对哈利法克斯即将访问柏林有什么看法。丘吉尔苦笑着说，他认为这次远行是一个错误。不会有什么结果，德国人只会更加目中无人，把这次访问视为英国软弱的标志。这无论对英国还是和平事业都毫无用处。但至少哈利法克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向任何“可耻的”计划屈服，例如背叛捷克斯洛伐克或放任德国在东欧胡作非为。尽管如此，他们也本不该为这次访问烦扰！
丘吉尔握了握我的手，建议我们多见面。
【（英）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注】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三次清洗浪潮于1937年底开始，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势头增强，在1939年5月初李维诺夫的职务被解除，以及随后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清洗时达到顶峰。斯大林决心拆散旧派系，最重要的是，消除当时盛行的对他和对各党派与国家机构中的掌权者的双重忠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尤其容易遭受攻击，因为其中的核心人员是由契切林和李维诺夫亲自录用的，他们受世界各地文化影响，通晓多种语言，思想独立，很多是沙皇时代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类人尤其意味着通过直接接触诱人的资产阶级环境而造成污染。老干部将被新一代领导人取代，这批新领导没有“因为参与革命而自视甚高”，他们的升迁要归功于斯大林本人。
外交人民委员部由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渗透，至少百分之六十二的高级外交官和行政官员被清除，只有百分之十六留任。全面的大清洗和生存本能使外交官们在秘密和公开的场合相互对抗。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大恐怖给国外留下骇人的印象。迈斯基对李维诺夫的副手克雷斯廷斯基被处决感到震惊。取代克雷斯廷斯基的是波将金，这是一个狡猾又雄心勃勃的外交官，他在李维诺夫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但在上司视野之外，至少没有人怀疑他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人民委员。
迈斯基对他的兄弟哀叹道：“去年冬天和今年夏天，我在国际事务中感到非常不安，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健康。更重要的是，我今年的忙碌程度比以往提升了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我的神经、注意力，以及我的日常工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话间接证明了当时难熬的形势，这是典型的抑郁情绪。当镇压的浪潮开始拍打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大门时，驻欧的整个苏联外交使团也被这种抑郁情绪笼罩。小心谨慎显然已成为当时的规则，1937年下半年迈斯基日记记录的稀少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对于一名外交官来说，如果他被起诉，一个不谨慎的评论或一次情感爆发都可能是致命的：然而，对自我表达和同理心的需求几乎让人无法抗拒。迈斯基在结婚纪念日给阿格尼娅写了一封情书，信中暗示了未来的脆弱性，以及庆祝这个短暂时刻，尤其是庆祝过去的需求。它的开头两行来自阿纳托利·涅克拉索夫预言性的诗歌《新年》：
……曾经从生活中获取的一切
命运无力收回。
亲爱的，心爱的，带着点疯狂的阿格涅什卡！诗人是对的。未来会带来它要带来的，但我们一起度过的十五年是我们的，没人能做什么来改变它。这十五年尽管偶尔有阴影，但更多的是爱情、生活、战斗和运动的岁月……请接受我这份朴实的礼物。至于未来……让我们在友谊和欢呼中迈向我们的“银婚”。
米哈伊洛维奇
因此，当夏季假期到来，迈斯基决定在去往疗养院时避开莫斯科也就不足为奇。李维诺夫也在压力之下身心俱疲：他很喜欢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的治疗；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之前，他有多余的五天时间参观奥地利和瑞士，尽量不去考虑国际舞台上阴云密布的场景“和其他不愉快的事”。他现在通过在日内瓦与大使们商讨来保护他们。一年前曾被阻止出席国联大会的迈斯基现在受到欢迎，但同时被告知要推迟他在俄罗斯的假期，并留在他的岗位上。苏联驻伦敦代表团的两名重要成员——驻外武官普特纳和贸易代表团团长奥泽尔斯基被召回后遭处决。和其他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一样，资深的大使馆一等秘书卡根也被召回莫斯科——表面上是为了防止他们“过于适应特定的国家”。伦敦媒体盛传迈斯基即将被召回的谣言。
大清洗时期，奉行清醒的政策已经非常困难；但就像为了测试迈斯基似的，他的朋友和敌人不断要求他为自己解释。比阿特丽斯·韦伯指出，迈斯基会“对逮捕和有关逮捕的传言有所保留；为其中某些人辩护，否认另一部分事实”。她发现，当阿格尼娅的姐夫一被逮捕就被送到劳改营时，阿格尼娅感到“疲倦，觉得自己抑郁了”，并想知道“迈斯基能否长期担任驻英大使……可怜的迈斯基夫妇，他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阿格尼娅确实患过神经衰弱，直到1938年初才部分康复。
【编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