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三日
晴
晨，作书致贺：
历史巨轮已碾在我们身上，为罪为功判在俄顷，看我们向那边走吧！
先从观点谈起。我们应向下列不正确的观点开火：
一、“希望日寇适可而止，特殊化了华北不会再南下或西进吧！”这是自己脑子里幻制的近见，不知道日寇灭亡中国有了长久的计划，且为其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结果。
二、“日寇打来西北，苏联会替我挡一阵吧！”这也是没出息人的说话。我们需要外援，苏联允许的头批百十架飞机，也许近日会到，但这只是帮助，主要仍是靠自己。“扶起牛屎做不得宝塔”，我们不要是牛屎。
三、口说全民抗战，却不肯开民主之门，这是天大的矛盾。“击其足而使之走”，是不可想象的。后援会与妇慰会的无力，正是坐此。
四、怕登用先进人士，“政治犯释放了任其闲散”。他们不好何必放他？好呢，为何不用？
五、明知无效，或为益无多的事，而因何为之？
因此，我以为一个中国人，应做的事不能不做，明知有益，且迫不及待者，而因格于律令或环境，却不敢做……
因此，我以一个中国人与共产党员资格，向台端提议：
一、立即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打击那些反对自由的派别与观点。其办法，可由后援会采取晋绥察总动员纲领。
二、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惩治贪污，首先把省府贪污案子公审正法。
三、训练大批做民运与组织游击战的人才。可仿照成仿吾等发起之陕北公学办法。
四、改组《西北日报》。
五、登用曾被裁抑的人员。
六、改革政府工作方式，多做实事，少做些“等因奉此”。
最后，维护甘新公路的大工作，必须派富于爱国的人才去做，才可保证不至误事。
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大公报》社论说，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伟哉是言。
乔霞波等尚未释放，又致贺信请立释。
夜会晤秘书主任贺丙青，说贺以该案系盗匪，没说共党。应请朱总司令电蒋，凡案犯经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证明，是共党的即可释放，才能照办。当请丙青转贺，说不要这样转弯。行营办公厅是此地最高军事机关，为什么一点子权力都没有？
夜，万有良等来说，组织十来个同志，请去秘密训练。
有一姓马的阿訇，偕马学忠（交通司令部参谋）来，对共党主张极信仰，阴历九月后当率学生去延学习。
接情报，上海战有妥协运动，系吴鼎昌等所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