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08月0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军民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演讲。
首先指出：
“今天我们开大会的时候，正是日寇轰炸保定、正定，任意屠杀我们同胞的时候。
我们应该准备即刻动员到抗日前线去，收复平津，保卫华北。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大会的主要意义。”
接着又说：
“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平津重镇很快的就失陷了呢？
其原因不外三点：
一，事前我们的政府及华北当局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
二，军事方面没有对日军采取进攻的战略；
三，华北当局及政府没有发动广大的群众共同参加抗战。
因此，为着获得抗战的彻底胜利，我们要向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即：
（一）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对日实行坚决抗战；
（二）采取进攻的抗战；
（三）开放救亡运动，发动全民抗战。”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坚决主张抗战的，我们的红军也在集中待命出发。
我们的苏区更早已发动了广大的群众准备参加抗战”。
他最后号召说：
“今天的大会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抗日力量的检阅。
同志们，我军准备随时出发到抗日前线上去！”
这篇演讲以《到抗日前线去》为题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同日
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
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
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同日
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
“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宜请蒋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

△同日
在收到张冲[注90]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等：
“张冲电谅阅。
不是我们要求，而是他邀请，当然应出席。
拟复以朱、周、叶[注91]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同日
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复电刘少奇、彭雪枫：
“（甲）时局形势及任务中央正在考虑中。
（乙）工作指示以组织民众推动抗战为总目标，地方口号由各地自定之。
（丙）第二次宣言可停发。
（丁）天津台已不通。
（戊）雪枫准备在太原设办事处。”

△同日
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
“（甲）宣言未发表，纲领未确定，合作未成立，不应要求参加国防会议。
（乙）第四次见蒋，必待蒋对上列诸事有满意的表示方好再去，否则我急他不急，不但无益于事，且被其轻视。
（丙）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尚待尔后证明。
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
（丁）红军抗日宣传与实行作战，二者亦有缓急之分，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请与前方同志过细考虑之。”

△同日
同毛泽东以“洛、毛”署名致电西安叶剑英：
“华北党没有钱用，请即拨五千元寄太原交胡服[注92]，或派人送去。”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指示内容包括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群众工作问题及党的组织与工作问题等七部分。
其中关于武装问题，指出：
“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处主任及总支部书记的三人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一切工作。
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均须改变，以适合于新的情况。
（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
（四）赤少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的改变或混编在当地壮丁队民团中去起作用。
（五）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之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
但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当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
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
（六）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判好之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
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
指示最后指出：
“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在没有和平以前，一面要进行坚决的自卫战，一面又要坚持统一战线的工作求得和平。
在和平之后，我们的任务不但不减轻，而且更为加重了。
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
[注90]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
当时是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
[注91]
叶，指叶剑英。
[注92]
指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