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

7月，发生延安早期著名的“吴光伟事件”。

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的新变化。
自称是“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现在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
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
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
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
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
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
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但是，在延安广受青年人欢迎的交际舞运动，却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强烈反对，她们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跳舞有伤风化，会使自己的丈夫变坏。
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
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
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破裂，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这样的结局，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吴光伟事件”发生后不久，江青来到了延安，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

“吴光伟事件”的发生，是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此后，她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曾说起毛泽东和她俩交谈时说：
“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
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1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
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
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

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
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
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
(《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5-236)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工作，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曾经呆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
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的昔日战友，吴光伟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
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
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曾积极向党组织要求过，
组织上也安排有关负责同志与她谈过话。
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

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4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
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
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
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
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
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
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找吴光伟告急。
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
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几年后，吴光伟随丈夫到重庆，后来又到了台湾。

【补】

史沫特莱多次采访毛泽东和朱德，她的翻译是一个叫吴光苇（WU GUANGWEI）的女人，她年轻漂亮，刚离过婚，和史沫特莱一起工作后起了个英文名字叫莉莉(LILY）。她是史沫特莱的得力助手和舞场上的伙伴，也是“大姐”们怨恨的对象。
她就住在史沫特莱隔壁的窑洞，很多高级干部都瞒着他们的老婆到她的窑洞里去聊天，很多时候莉莉要史茉特莱也在场。
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扮演着西方社交场合下陪伴初出道的少女的年长妇女的角色。

毛泽东对莉莉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利用一切时间要她做翻译，而且教她写诗，时间一长莉莉也会和着毛诗的韵脚凑出几首诗。
每到黄昏日落时分，毛就带着一个警卫来到史茉特莱的窑洞，就着米酒或茶吟诗作赋或是谈天说地。
毛和史年龄相当，他对西方人的爱情生活十分感兴趣，经常问她西方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些爱情细节是否是真实的。
史沫特莱后来告诉斯诺说：“他那种孩童般的幼稚好奇真是让人吃惊。”

史茉特莱渐渐觉得在莉莉为毛泽东做翻译时，毛的很多有关男女感情的话其实是在向莉莉传达着一种信息。

有一天晚上，史茉特莱刚刚上床要休息，听见窑洞外面有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隔壁莉莉的房门。
从说话的声音中史茉特莱知道这是毛泽东。她听见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
很快，从窑洞外面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史茉特莱听到莉莉的房门被猛地撞开，一个女人高声地在叫骂。
史茉特莱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外套就冲了出去。
莉莉的窑洞里，毛泽东坐在桌边，仍然戴着军帽，穿着制服。
贺子珍狂怒地用手电筒筒筒敲他的头，一面哭一面继续叫骂。
毛泽东没有制止她，警卫不知所措地立正着站在门口。
莉莉则背靠墙站着，被暴怒的贺子珍吓坏了，就像母老虎面前的小猫。\

毛泽东终于发话了：“子珍，安静点，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在谈话。你在败坏一个共产党员的声誉，赶快回到你的窑洞去罢。”
贺子珍突然止住了对毛泽东的叫骂，她扑向莉莉，骂道：“小资产阶级！舞场上的母狗！你大概和每个男人都睡过觉罢？你胆敢愚弄起主席来了！”
然后她开始抓莉莉的脸和头发。

莉莉逃到史沫特莱的背后，于是贺子珍开始对史沫特莱发威了。
“帝国主义者！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滚回你自己的窑洞去！”她开始用手电筒痛打史沫特莱。
从小在密苏里就干过农活的史沫特莱奋起反击，一拳把贺子珍打翻。
贺子珍躺在地上对着毛泽东哭道：“你还算是丈夫吗？你还算个人吗？你是不是个党员？我在你面前被这个帝国主义者打成这样了，你连吭都不吭一声？”
毛泽东教训她道：“难道不是你先动手打她的吗？她保护自己是不错的。是你让我们大家觉得难堪。你的行为像个美国电影里有钱的坏女人。”
然后毛泽东命令卫兵进来将老婆扶起来带出去，但贺子珍拒不服从，赖在地上。
一个警卫弄不动她，毛泽东无奈只好另外再叫来两个警卫把她弄走。

贺子珍大闹莉莉窑洞的事第2天传了开去，全城议论纷纷，毛泽东被迫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央决定党员干部不许再议论这件事。
史茉特莱被通知说她会受到保护，但她也不要和任何人再谈这件事。

但贺子珍不干。
她逢人就告莉莉和史沫特莱的状，还召集一些女红军商议对付史沫特莱和莉莉的办法，要把他们赶出延安，还要禁止跳舞。

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的版本是：
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
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
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
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
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
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
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很多人还有这样的疑问：要是毛泽东连自己的老婆都管束不了，怎么领导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郑重地说：
“我们答应过不要再谈那件令人尴尬的事，但我的老婆破坏了这个决定。
现在城里到处是流言和诽谤，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我相信现在有必要反击造谣者。
这次我要和子珍完全决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知道真相和我离婚的原因。
所以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你可以公开为自己辩护。”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婚姻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要由组织作出决定的。
毛泽东要中央政治局批准他离婚，并要在有关文件中写上离婚的原因和背景，这样才不至于给他的权威造成损害。

恰在此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延安全力应付事变，中央已经顾不上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上耗费时间，于是匆忙作出批准离婚的决定。

贺子珍受到严厉批评，说其行为完全与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要求不符，必须接受政治教育，并且离开延安，前往苏联。
莉莉虽然没有受到批评，但也被责令离开延安，随同丁玲的战地剧团到前线去。
莉莉无辜受牵连，得到通知后哭了一场，在窑洞里焚了毛泽东送给自己的诗稿。

史沫特莱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但两个月后她也离开延安去了汉口。
“大姐”们背后施加的压力显然起了作用。

各人离开的另一个说法是：
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
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
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
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她知道朱德和周恩来对自己仍然是不错的，但毛泽东的态度却让她厌恶。
尽管她和毛一度比较接近，但后来她这样概括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
“在延安，我在很多场合下见过毛泽东，有时在窑洞里，有时在其他地方。
我起先觉得他的在场令人感觉很不舒服。
要正视他的目光很困难，他常常用一种不着边际、毫无个性的话来回答问题。
有时他甚至对问题不理不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虽然他的权威和声望没有别人能与之相比，但他看上去对这一点并非很有自信。”

【注】
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
毛说：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
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
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补】

《开放》二ＯＯ七年第1期 朱汉生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
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
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
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
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7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常使人迷惑，给我的印象很深。
比如说，当时我母亲病重，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以便就医。
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

她对父亲说：「亚英兄，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见到我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吃得怎么样？」
我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我：「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么变化吗？」
「没有。」
「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乾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我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
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
「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
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

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
徵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
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
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
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
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
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娄子。

据史沫特莱说，
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
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
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
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泽东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
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
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
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
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泽东
（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
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
最后只好由毛泽东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
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
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
这里有两种说法：
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
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
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7分校的政治部主任。
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
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
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
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
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
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949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
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
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
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
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泽东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泽东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
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泽东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
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泽东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
直到康生又给毛泽东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泽东的情绪才恢复正常。
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
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泽东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泽东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
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
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我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
我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
但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并由此结下毛泽东、周之间的个人恩怨，以至“解放”后毛泽东不断地整周，我不相信。
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而毛泽东批判周，是出于政治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
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为个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
另外，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泽东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
简直是荒诞不经。

我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父亲感叹道：「你小孩子，懂得甚么？」
「我都三十多岁了，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我是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
父亲苦笑了笑，再没说话。

1992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
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后来，表弟陈良告诉我：
张家人丁凋零。
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
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
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
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前一年，
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
不知为甚么，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　　

（注：贺子珍大闹窑洞，是否要用枪击毛泽东与吴这一情节，系吴本人所言，恐为片面之词，
为准确起见，建议读者参阅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二00一年。）

【补】
张依群：我的父亲张研田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6月16日(农历05月18日)，我的父亲张研田在城北龙王庙村诞生。
他自幼天资聪慧，记忆超人，4岁时能通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5岁时能背诵《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告子》……他幼年在村中私塾跟随一位满清秀才就读，直至老師无力施教，便进入城内的县立高等小学就读“商业班”。
到1920年(民国九年)父亲时年13岁与我母亲结婚(母亲时年17岁)，随后便偕同石志广(乐亭人，著名铁道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石志仁的堂弟)就读永平府中学(今卢龙县)，从师石冠英(石志仁的叔叔)。
父亲在校就读期间，各学年分别以第3名、第2名、第1名毕业。
1923年其恩师石冠英建议并资助他投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因其酷爱数学、音乐、戏剧，特别是对数学有着莫大的天资和兴趣，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校期间参加北京市的数学竞赛，曾获得全市冠军。

1926年父亲拟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但其恩师石冠英语重心长地讲当时中国农业之落后状况，建议他报考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专攻农业经济，学成后报效祖国，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
父亲从师之命，考入国立北京大学(现今北京东城区沙滩北大旧址“红楼”)攻读农业经济。

在此期间，他通过在校排演歌剧《茶花女》，与攻读当代文学的女同学吴宣晨(别名吴广惠、吴光伟)相识。
吴是河南省满清时盐务官的女儿，当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思想激进，喜好演戏。
父亲从此与吴相爱。

1930年父亲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在早期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同乡杨扶青建议下，报考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2年学成毕业，同年受聘河北农学院教授，到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吴宣晨结婚，吴就成了我的继母。
1935年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父亲和我的继母先后来到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
父亲当了杨虎城的参议(智囊团成员)，继母从事西安的妇女运动。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父亲预感危机将临，继母也感到处境进退维艰，二人协议分手。
因此有一段时间回老家乐亭龙王庙躲避。
在此期间我的继母吴宣晨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去学习，此后正值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我的继母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
后来继母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回到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父亲要去抗日，离开老家龙王庙，说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回来。
父亲离家后，又回到西安，与继母重归旧好，同时他俩都参加当时设在凤翔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父亲当了政治教官，继母作了妇女干事。
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父亲在第1战区任政治处少将处长，隶属胡宗南麾下。
历时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腾雀跃，一心地等待着父亲的音信，但此时全国尚未通邮，待到深秋时节，得到从西安来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带来口讯儿，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后让祖父和母亲同去北平会见亲人。
1946年3月我父亲由西安来北平，由朋友给借了一处房子，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西安。
1947年冬父亲再次来北平省亲，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到他的面。

1949年后父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离开军界径自去了美国，在史丹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两年。
1949年秋我的继母带着两个儿子随同国民党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时国民党要将她们遣送台湾，继母得知消息后，带领两个儿子逃跑，准备回到延安，结果途中被抓回，还是遣送去了台湾。
到1951年底我父亲由美国去了台湾，在台湾农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后提升为院长。
以后，由台湾的“副总统”陈诚牵头进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亲执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国家强制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受到农民和地主的欢迎。
按父亲的著作《农企业的发展》、《农业政策学》组成了台湾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
父亲在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期间，因为他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经国在任时期请他兼职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常务副部长)等许多有关经济的要职。
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诸多大学收录为参考教材。

父亲一生研究学问，为官清廉。
在西安时已经官拜少将，抗战胜利后，他委派同乡王卓元到沦陷区当接受大员，同年其在西安给父亲买了私宅(将官一级的官员均有私宅)，他严辞拒绝，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仍旧住在官邸。
到台湾，官拜农学院院长，又是管经济的副部长，还任台湾最大国有企业——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夫人想坐他的专车办事，以示风光，结果被他批评说：“我的公务车你没有资格乘坐，我的私事也只能用家中的私车。”
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没有任何遗产，惟有的是3万卷书，也捐赠给了农学院。
他在台湾的儿子在他死后已无住处，只得贷款买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成了内控人员，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遭到了生与死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我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担任了乐亭县政协第2、三、四届副主席。我还担当过国家电力部的攻关课题组主持人，获得过电力科学研究院的技术进步一等奖。

1986年我父亲去世后，中共唐山市委统战部召开了悼念張研田先生追悼会，追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乐亭县五套班子领导参加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