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06月20日
作《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最初发表于1937年06月2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八期，署名洛甫。
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一种借国共关系变化和中共政策转变来否定过去共产党十年历史的论调而发表的一篇批驳论文。
文章说：
共产党向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宽大为怀的。
它并不想同人家争论过去的短长，来妨碍现在的团结。
“然而现在我们的对方，已经把这个问题这样大吹大擂地鼓动着，而且希望拿这种方法损害与打击中国共产党，招集自己的政治资本，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有责任在这方面作一点说明。”
文章接着指出：
“自从1927年的‘四一二’起，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意志，不去把刀锋向着万恶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却向着自己的朋友，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
“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决定准备与组织武装暴动，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当然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如果有人责备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不应该继续革命，不应该实行武装暴动，不应该建立苏维埃，不应该进行土地革命，那这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应该投降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而且应该帮助他们来镇压、屠杀与加紧剥削中国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们。
如果中国共产党这样做，那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中国人民不但不会拥护共产党，而且要唾弃共产党，像唾弃那些叛变革命的政党一样。”
文章又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战而放弃东北四省，订立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华民族濒于灭亡之境。
而同时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与屠杀的白色政策。
对于一再声明愿意抗日的苏维埃与红军则集中全国的兵力、财力、物力，实行最残酷的‘围剿’，请问：
那时如果我们不反对国民党政府，我们有什么法子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文章接着又说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情况制定了新政策，发表了《八一宣言》，公布了“12月决议”，发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号召，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
可是国民党仍然不顾一切，还是要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方针，一定要反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定要消灭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那我们当然有完全权利实行自卫，同他周旋。
“如果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反蒋’是错误的，那他就得证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是错误的，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新政策是错误的，而且是应该为蒋氏所消灭的。”
“我想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证明。
因此我们当时的‘反蒋’是应该的与必要的。”
文章指出，当我们看到蒋氏“确有转向抗日的微弱象征”时，“即于1936年春放弃了反蒋的口号，虽是当时蒋氏仍然动员了几十万大军向着我们进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内战的停止，使我们有一切可能来实现本党与中国人民和平统一与团结御侮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也就在这时，根据《八一宣言》与‘12月决议’的新政策提出了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正式向国民党表示愿意放弃十年来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总方针。”
文章说：
“因为过去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反革命，所以必须同它对立。
今天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转变，虽然还只是开始，所以我们应该同它实行联合。
这当然不是什么投降，而是共产党新政策的贯彻，也是它的新政策的初步胜利。”
“总结起来，我们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十年来的奋斗，是获得了伟大成绩的。”
“正是因为它始终如一的为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而努力，所以它今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这样崇高的信仰，为他们所拥护与爱戴。”
但是“中国共产党决不以这些已经获得的成绩自夸。
它在长期斗争过程中，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个短时期内，曾经犯过陈独秀主义与李立三主义的错误。
其他个别的错误，当然也在所不免。
这些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受到了损失，使我们今天不能以更多的成绩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与我们的四万万同胞。
这是我们深觉抱歉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十六年来的奋斗史给了它一个最宝贵的教训，就是：
只要我们同最多数中国人民在一起，依靠他们的力量，正确的去领导他们，那一切天大的困难，我们都是能够战胜与克服的。”
这篇文章全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同日
出席苏区文艺协会召开的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讲话。
同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