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
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
（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
23日至26日（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进行第1项议程，27日至31日进行第2项议程。
毛泽东在23日就第1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
第1，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
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
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1935年12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
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12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
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
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
（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
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
（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
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
（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
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
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2，关于过渡阶段问题。
他说：
第1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
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2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
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
第3，关于领导权问题。
他说：
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
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
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
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
（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30日，毛泽东就第2项议程发言，他说：
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
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
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
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
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
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
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
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
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
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
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
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
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
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
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
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
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
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
因为这电报上说：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
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
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
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
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31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