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08月25日
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以“洛甫、恩来、博古、泽东”署名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指出：
二、四方面军已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这一带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塞，为此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
而“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
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否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肃反工作问题，博古作报告，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议记录所列为“博古、洛甫、恩来、凯丰、伯渠、亮平、罗迈、尚昆、文彬、李德、伍修权、周兴、滴人、鸿钧、泽东”）。
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我们肃反工作的转变，主要是要使之适合于民族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我们转变的目的，不是违反过去保卫苏维埃与红军的原则，相反的而是为着保卫苏维埃红军的力量，使之更适合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我们对过去“左”的错误固然要反对，但“对我们基本的、保卫苏维埃与红军的立场是不变的”。
因此，对一些只是对苏维埃的工作表示消极和不同意见的，而不是属于反革命的，应采取宽大，引导使之到抗日方面来，而对于那些坚决反对苏维埃红军，并且是实际破坏苏维埃红军的，对他们的态度则应是坚决的。
例如哥老会是可以容许其存在，但如果有人组织反革命叛乱则是应该给以法律制裁。
与反革命的斗争应着重在争取群众，为此，我们应根据不同情况“有轻重缓急”。
至于反革命的思想应与之作斗争，我们不应因为他“抗日”这一点相同，而放弃对其所不同的那些反动思想的批评。
既要看到相同的地方，也要懂得相区别的地方，不是形式地划界限。
当前肃反工作的转变要认清以下几点：
（一）对原有的肃反干部，要用目前的肃反方针来加以教育，使他们既要了解目前肃反策略的宽大，同时又要极大地提高阶级警觉性；
（二）不仅是保卫局要懂得肃反策略，而且要动员全党都要懂得；
（三）与反革命斗争要根据不同条件，采取不同方式；
（四）我们的肃反工作最主要的是在红军、游击队中的工作，在武装队伍中是绝对不容允有反革命存在的；
（五）保卫局应加强侦察工作，应深入各种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中去，应该群众化；
（六）在少数民族中和哥老会中的肃反工作应有不同的策略。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这封公开信向国民党呼吁：
“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
公开信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表示的，“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的态度，“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同时指出蒋的讲话“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
公开信郑重宣告：
“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定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