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07月19日
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注90]，回答了斯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提问，谈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张闻天说：
“托派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真正性质”，“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斗争，因此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按照我们的立场观点，无产阶级将在中国革命中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发挥绝对领导作用。”
“在任何单独一个国家中，革命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数量。”
在中国，“在帝国主义者和本国人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业里，现在大约共有三百万工人。
这个起点不算小了。”
然而，“中国很幸运，有着一个从很早起就具有明确目标和远见卓识的革命政党。
而英国的工人，举个例说，人数要多得多，可是他们被领错了路”，“中国没有工党这种帝国主义（给予它的无产阶级）的特殊礼物，剩余价值的礼物。
中国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领导的性质。”
“而现在农村地区，无产阶级同样是红军的领导成份”，“虽然红军的兵员大部来自农民，但却不是一支农民军队。
它首先是共产党的军队”，“从总体上说是无产阶级性质的”。
接着，谈话又从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不去首先占领城市的问题谈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张闻天说：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我们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积聚力量，在这些地区取得经验，准备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发展道路因而和俄国革命大不相同。
在那里，沙皇政权一旦被摧毁，整个国家就随之落到了革命的手中。
而在这里中国，我们必须首先夺取整个国家，然后南京政权才会垮台。”
我们为什么要分配土地？
“因为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农民的反帝革命任务，没有农民的帮助，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俄国革命中，红军是在革命开始以后组成的，为的是巩固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果。
而在中国革命中，红军必须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随着革命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
在回答“什么是革命成功地夺取城市的条件”时，张闻天说：
“单从形式而言，最大的胜利保证是由红军从外部进攻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内部起义相结合。”
当谈及革命的阶段划分时，张闻天特别强调说，“现在同过去的主要差别是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政策作了调整，以适应把民族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需要。”
谈及此，张闻天还对未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作了推想，说：
“在这一阶段（解放战争）以后，中国革命也许不会再像俄国革命那样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党可能争取到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得以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和平地消灭阶级，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
谈话还谈到“社会主义和外国企业”，他说：
“中国所有的重要资本主义企业，现在都在外国帝国主义手中，不可能设想在这一状况存在的同时能成功地建设自由的中国经济。
然而，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以至对中国的政治主权最大的直接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
因此，“我们主张立即没收这类企业，剥夺其经营权，来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造福。”
“对于其他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愿意采取温和的方针”，“对帮助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或者同我们合作的列强给以特别的照顾。”
张闻天的这次谈话作为1936年05月15日他在党内一篇讲话的附录编入《张闻天文集》（二）。
△同日
以洛甫署名致电周恩来：
急，恩来：
请你将河北的王玉同志带回中央局并任白区工作部秘书，小超调任机要秘书[注91]。
[注90]
这次谈话的内容，斯诺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的“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中转述了一部分，后来他又专门将几次谈话内容作为单独的一篇“洛甫论党的问题”，写入他1957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一书中。
这里所引为1991年出版的该书中文译本（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斯诺在他发表的这篇访问记录的开头说：
“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说；
“洛甫曾在美国住过一年左右，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过一些课程，用英语和我谈话，谈话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注91]
小超即邓颖超，机要秘书指中央局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