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
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
毛泽东发言指出：
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
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
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他们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
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补】
据聂荣臻回忆，会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据当时的中央纵队秘书长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回忆，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的。
杨尚昆在叙述会议过程时也首先提到张作报告。
张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是理所当然的。
据刘英回忆：
“会议由闻天主持。
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
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
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
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据杨尚昆回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是）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接着是聂荣臻发言。
据杨尚昆回忆：
“他（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
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
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吗？
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
“聂总还说：
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
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
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
中央同志问彭总，
彭总说：
‘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
聂荣臻说：
‘他（林彪）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
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
当时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据杨尚昆回忆，
毛泽东在会议上主要是批评了林彪。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
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
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
林彪同彭德怀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最后，由张闻天作会议结论。
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
他还要求向看过林彪的信的同志传达会议精神。
会后，林彪回到部队就按照会议的要求，向看过那封信的左权、朱瑞、罗瑞卿作了传达。
罗瑞卿在1972年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写道：
“会理会议后，一天晚上行军，他（林彪）把我叫在身边，要我走在他的前面，
他在后面边走边说：
会理会议，他的那封信受了毛主席的批评。
毛主席批评他，他的那封信不仅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组织上也是机会主义的。
毛主席要他把这个批评向所有看过他的信的人传达。
他今天是按会议的决定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因为我看过他的这封信。
（他）对左权、朱瑞可能也就是这一套。”
据罗瑞卿说，
林彪传达时，并未说明他本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对彭德怀，毛泽东认为他是林彪写信的策划者，并在会理会议上指出了这一点。
彭德怀回忆说：
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
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
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
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
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
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
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烦闷就是右倾。
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
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补】
1941年六、07月间，在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
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
对此，张闻天当场申明保留。
回去后，他就此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因为缺乏旁证，感到说也无用，就没有发出。
但心里疙瘩未消。
到1943年0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
于是，“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
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
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
据刘英回忆：
“（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对会理会议作了澄清。
我当时正式担任闻天的政治秘书，整风笔记这一部分还是我帮他誊抄的。”
“他在笔记中明确写道，
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完全是误会；
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
“1943年张闻天写完这篇５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主席看。
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到我们窑洞来送还笔记的情景。
他真诚而高兴地对闻天说：
‘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闻天听了心情舒坦，认为毛主席终究是了解他的，误会也可以从此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