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7日

在伦敦海军会谈中，不管日本的态度如何顽固，我国政府和代表团都应毫不动摇，坚决主张现行的海军比例保持不变。
我国政府和代表团决定，日本政府通告废除《华盛顿条约》这一行动，已自然地造成了一种会谈应当无限期中止的新局面，遂使日本人空手而归。
对我们从所处位置观察伦敦会谈如何发展的人来说，这种结果令人特别满意。

首先，浮上我心头的想法是，美国现在和将来主要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准备退出远东，
也许是体面地、逐步地退出，但终归是退出，
听任我们的条约权利被取消，
“门户开放”原则被废弃，
既得的经济利益化为乌有，
商业活动丧失保障。
有人主张走这条路，而且私下向我鼓吹过，理由是任何别的政策终将导致难免与日本一战。
弗兰克·西蒙兹（Frank Simonds）就曾强调说，这种危险几乎是必然存在的。
在他们看来，冒这种危险是“得不偿失”的，因为美国放弃它在远东的各种利益并消除未来的战争危险之后，还是照样可以过得很舒服。

另一条路是始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意志坚决但不咄咄逼人，
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积极地、循序渐进地促进这些利益的正常发展。

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华盛顿的现任政府想走第2条路。
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抛开退出远东那个假设，在估计前景时可以相信，
我国政府绝对无意放弃美国在远东的合法权利、既得利益、不受歧视而均享机会的特权和商业的健全发展。

就我们自己的态度而言，走这第2条合乎逻辑的道路，不会也不应该与睦邻政策有什么矛盾之处。
既然决心支持和保护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利益，就难免时常与日本发生摩擦，
但这个决策是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绝不牺牲原则以及争取将美日间摩擦控制在最小限度的办法来实现的。

日常执行这一政策就是外交的事了。
外交有时很难办，但总归是重要的，
因为政策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处理我们已经碰到的以及今后还会继续碰到的各种问题。
日本人有明显的自卑感，在表现时又披着同样明显的优越感的外衣，因此会极为敏感，
伴之而来的便是咆哮、恐吓、沙文主义、惧外、仇外和有组织的全国性宣传：
由于这一切，处理悬案的方式方法就很关键了，其中大有讲究，
尽管就争端的性质来说它们往往并不值得那么小心翼翼。
我国政府完全了解这个事实，从现政府就职以来发给大使馆的训令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而我们执行这些训令或相机行事时，也经常考虑到上述情况。

但在我们日常外交的背后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作为后盾，并以国家的军备来显示和加强这种支持。
我认为，我国军备的基本要素应是在原则上维护现行的海军比例，
最后在实际上、在与日本海军力量的对比上达到并保持现行比例。

在这种背景下，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外交才能有把握做到说话有人听并言出必行。
最近报纸报道，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说：
“陆海军保持精锐，就可以给政治家的和平言论增加分量；
危机临头才急切如狂，加紧建军，那就只能招致敌人进攻。”
我们需要充分的准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不住在日本的人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目前的情绪。
听说有位美国参议员最近建议，我们应当给日本同等的海军比例，以免将来发生战争。
姑且不论这位参议员对我国在远东应奉行的总政策的见解如何，
他公开讲这种话，就足以坚定日本的立场，助长扩张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而这种危险恐怕是他根本不知道的。
日本报刊当然就把美国要人中诸如此类的言论挑出来广泛宣扬，以此论证日本的普遍信念，
即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正占压倒优势，终将支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普遍倾向：
把我国的外交声明说成虚声恫吓，认为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用担心后果。

日本人不停撰文高呼日本命中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世界（原话如此）；
陆海军中某些人、爱国团体、狂热的国家主义者都要求举国一致。
他们的扩张野心昭然若揭。
关于这一切，那些赞同这位参议员意见的人若能听到和读到一点，若能有所认识，那就好了。
日本人之目的是要在中国、菲律宾、海峡殖民地、暹罗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苏联沿海各省和海参崴取得贸易控制权，最后取得政治上的压倒优势，就像征服朝鲜和满洲那样。
一个时期走一步，中间稍歇一下，以巩固成果；
然后，一见面前的障碍能用外交或武力来扫除，便又走下一步。
眼看许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帝国梦，陆海军可以不顾东京政府稳健派首脑的约束而恣意横行（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满洲事变已是明证），
而我们还要指望条约的约束力或国际间的规矩来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即我们自己的财产，就是在自我催眠。
这是不可饶恕的。

在与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的一次密谈中，
这位久居日本、精明练达的同行说，
据他看日本海军充满排外好战的狂热，且一心要与陆军争功，以免在公众面前失势，所以很可能会在危机时刻或实际上在任何时刻不计后果地攻占关岛。

我不认为现在就会有这么疯狂的一幕，可是，若从条约权利和国际法的观点来评判，陆军在满洲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没有理智的行动。
重要的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今后也依然如此的情况下（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沙文主义的钟摆总是往复于强烈和暂缓的周期之间），
这个国家的军人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

当日本人说日本是东亚的“稳定因素”与“和平保卫者”时，
他们的意思是要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最后在经济上完全控制东亚。
照某些人的想法，日本还要在政治上全面控制东亚。
最近一期的《费城公报》（The Philadelphia Bulletin）引斋藤大使的话说，
日本准备用战斗来维护计划中的和平，看来可能是误引。
不过，这话也恰好道出了今天许多日本人的心思。
日本国内有一种虚浮狂暴的氛围，这主要是军部的宣传培养起来的。
这种氛围可以在今后几年或几代内把日本引向极端，让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除非政府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确能力挽狂澜，能防止国家走上民族自杀之路。

这种防止行为能有多大功效，始终可疑。

经常有人在密谋反对政府。
例如
听说11月22日发现，有几个第3步兵联队的少壮军官和东京士官学校的学生已策划好要刺杀包括牧野伯爵在内的各种政府要员。
密谋被发现后，有几天不准士官学生走出校园。

还有一桩类似的密谋，
据称要在国会临时会议开幕时袭击政界人士，再来一次“五一五事件”，听说也被发现、被提前处置了。
这类密谋的目标是要建立军事独裁。
诚然，要证实这些谣传是不可能的，但是谈论颇多，无风不起浪。

我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出国来这里住一住，慢慢就会觉察到局势确实有潜在的危险和祸害，
不要继续在一个自己毫无所知的问题上发表学究式的议论、写学究式的文章，徒为日本军部和极端分子提供炮弹。
这些分子得势已非一日，现在则更有力量了。
有人认为自1931年以来即暗中存在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只要外国稍予鼓励，他们就会强大起来，崭露头角，获得控制权。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自由思想是有的，但他们无法畅所欲言，而且大都软弱无能，短期内多半还会是这样。

这么说也许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这些大使馆的人是在助长某种“反日”情绪。
事实绝非如此。
不喜欢、不赞成某家的一些成员，不一定就是敌视其全家。
依我看，日本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我倒想把广田归入这一类，假如他能如愿以偿而不为军部掣肘，我相信他可以把国家引上较安稳的航道。

有位属于这一类型的朋友曾向我们哀叹说：
“我们日本人做事总是慢手慢脚，又自高自大，错了连解释一下都不肯。”
他们的外交一向是现在也还是“拙劣的外交”。
他们的手段向来不高明。
不错，日本“拙劣的外交”要由军部和极端分子负主要责任，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往往缄口不言，敏于行而拙于言。
军部和极端分子又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在意日本和别国的关系，
政府官员如白鸟、天羽之流则一味巴结军部，一心只想借此提高他们自己在国内的声望，保住他们的前程，许多麻烦都是这样造成的。
也许我们还得感谢他们，常常事先就在无意中泄露秘密的也正是这伙人。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减少我们对日本生活中那些优良部分的好感，也绝不会使我们“反日”。
日本是一个矛盾百出、爱走极端、大智与大愚兼而有之的国家，这可以在有关海军会谈的言论中找到恰当的例证。
海军当局和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说，日本如果没有与美英同等的海军实力，就不能有效地防卫它的海岸；
与此同时，报刊和公众又在文章、演说、交谈中大吹大擂，称日本海军今已强过美国海军，一旦打起来，轻易就能击败美国。
在这种气氛下，一个外国人要保持超然冷静的态度就非常难了。
我们使馆中人正力求冷静，但愿确能做到。
在此期间，我只能做到不要惹起严重事端。
建设性的工作目前是谈不上了。
我们的精力正集中于反对破坏性的势力。

鉴于上述诸多考虑，我必须毫不迟疑地再次强调：
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做好应变的准备乃美国当务之急。

在国际裁军运动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带头限制和裁减军备。
我们抱过希望，以为这个运动会有进展，但是，华盛顿会议后十二年来时局的发展却并未给运动的进展提供有利条件。
除非我们准备赞成在远东实现日本统治下的和平，赞成日本所设想和解释的这种和平运动必然会带来的一切后果，
否则我们就应该迅速把我们的海军加强到条约所允许的极限。

《华盛顿条约》期满后若不继续签订，我们也应该不惜代价地继续保持美日之间现在的比例，这是为了控制和减少战争危险而在平时缴纳的保险费。
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或抵消美国强硬派的好战言论，就像防止或抵消和平主义者的失败主义言论那样。
这两种言论有许多都被日本报刊登出来了，因为前者可以用来煽动公众的反美情绪，后者则可以用来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觉得美国软弱、踌躇，只会虚张声势。

我自己的看法——尽管只是猜测——就是日本绝不想挑起海军军备竞赛，它发现我们在比例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在《华盛顿条约》期满前的今后两年内，或在我们现在的造舰计划全部完成前提出另外的建议。
据信，一旦美国的造舰计划确已完成而达到了条约允许的极限，那时候——大概不会在此以前——日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认真的，就会谋求妥协。
我们认为，日本的海军政策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即认为美国绝不会把海军扩充到条约允许的极限。
过去两届政府的海军政策、美国和平主义分子的表面得势，再加上最近经济萧条的结果，更助长了这种想法。

不错，日本正在拼命制造和煽动舆论，即要求哪怕不是在事实上，也要在原则上拥有和美国同等的海军实力，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但日本领导人也是善于用宣传改变舆论以适应新情况的高手。
一旦日本确实看到争取同等地位已不可能，那就很难相信它会听任事态发展到非搞海军军备竞赛不可的地步。
1935～1936年的国家预算共达21亿9341万4289日元，其中陆海军军费约占47%；
到1936年，国债估计将为9亿8800万日元，
几乎等于内阁统计局所估计的1930年的国民收入10亿6350万日元；
在满洲的费用高昂，居民的税负已够沉重，很大一部分人民亟须拨款救济：
在如此情况下，很难设想日本还能实行与美英并驾齐驱的海军计划。

只要我们的立场表现得坚定明确，就可以静观日方的下一步。
我相信这一天指日可待。

关于最近伦敦海军预备会谈的情况，就我们在此期间所能猜想的而言，
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成果是英美呈现出在远东加强合作的明显趋势。
日本如此藐视条约权利，控制东亚的野心永无止境，
如果我们能够指望日后美英结成坚强的联合阵线与之抗衡，而这恰是“拙劣的外交”的又一直接后果，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宣布过一项政策，叫作“说话和气，身携大棒”。
要使我们在远东的外交有成效，要想把终将与日本一战的危险性减小到最低限度，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
这样的战争也许是不可思议的，真是不可思议，但它的鬼影总是在那里徘徊，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还会是这样。
把这一点丢到计算之外，就是可耻的鼠目寸光。
最好的回避方法莫过于充分准备，
因为战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事实，日本的沙文主义者、军人、爱国者、极端国家主义者虽在叫骂美国的“挑衅性措施”，但是连这类人也能领会和懂得这个事实。
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
有个日本要人曾对他说，苏联沿海各省之所以得免于日本的进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加强了战备。
我相信这是真话。
我要再三敦促，我国也要做充分准备，以防远东发生不测。

上述各项意见，我当然已向我国政府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