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
同毛泽东进行一次长谈，向他倾诉了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不满的意见。
1943年张闻天在他整风笔记中回顾此事时作了如下的记述：
“由于这些矛盾（指他同博古）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
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
“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由他们把持一切（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
“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1934年10月上旬
至11月
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互相交谈五次“围剿”中的中央军事领导问题。
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记述此事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注8]，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注8]
关于毛泽东争取张闻天，
延安时期从苏联回国后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在其回忆文章中有一段毛有关谈话的记述：
“我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常给我讲‘党史’，其中说过这样的话：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
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载1993年08月0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