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雷特·德·马尔，西班牙，1934年1月11日

我们的钱用完了，后天我必须回去工作。
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此事。
来了一封电报。
一个工作机会。
《先驱报》驻巴黎分社提供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工作机会。
但在能使自己处境好转前，倒是可以解决眼下危机。

于是，就结束了我们曾经历过的最好最快乐最宁静的一年。
这是整整一年的超脱尘俗，是我们的“安息年”，我们住在西班牙小渔村，幻想独立于外面的世界，独立于事件、人群、老板、出版商、编辑、亲戚和朋友。
这当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我们也不愿总这么下去，但如果不是积攒的1 000美元突然贬值为600美元的话，我们还可能再待些时候，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休息一段时间的确很好。
1930年到1931年，我在印度、阿富汗工作，因疟疾和痢疾大伤元气，现在才得以康复。
1932年春天，我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出了事故。
当时我甚至可能完全失明，幸运的是最终只瞎了一只眼。

刚刚过去的1933年，可能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转折性的一年，对于欧洲和美洲而言也是如此。
罗斯福在国内的做法几乎带有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味道。
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已整整一年。
在维也纳的记者朋友报道说，法西斯势力正向奥地利迅速蔓延，其形式是柏林的，但有当地宗教色彩。
在西班牙这里，革命正在变味。
右派政府的希尔·罗夫莱斯和亚历山大·勒鲁瓦似乎倾向于恢复王权，或是模仿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国家。
也可能两种方法都采用。
1925年，我在21岁时首次去巴黎，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过她，但我后天将去的巴黎将完全不同。
对此我不抱丝毫幻想。
看上去似乎我们正在返回的世界，与一年前我们收拾衣物和书籍由维也纳来西班牙时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

我们在由巴塞罗那出发沿着海岸远足时，偶然地发现了洛雷特·德·马尔。
它离铁路约五英里，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位于广阔的沙滩上，几乎像月球一样荒凉。
苔斯立刻便喜欢上了它，我也一样。
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所配家具的房子，有三层楼，十个房间，两个浴室，中央供暖。
当房主说每月租金15美元后，我们预付了一年房租。
我们的开销，包括房租在内，平均每月60美元。

在过去十二个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并不很多。
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
我们每天游泳四五次，从4月可以游到圣诞节。
我们去延伸到村庄和海边的比利牛斯山麓远足，途经无数橄榄林、栓皮栎林和白色农舍，往往流连至次日方才返回。
每次爬山，我们都爬到山顶，那里春末秋初皆白雪皑皑。
我们还读书。
当每晚都要用电报发稿，而且不停地从巴黎到伦敦再到德里时，我几乎没时间阅读。
我自己的书单包括：
一些历史书、一些哲学书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还有《战争与和平》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创意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
另外，还有威尔斯、萧伯纳、埃利斯、比尔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德莱塞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
有几位朋友来访并小住，包括杰伊·艾伦斯、罗素、帕特·斯特劳斯，以及路易斯·昆塔内拉。
后者是一位极有前途的西班牙年轻画家，也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
安德雷斯·塞戈维亚则与我们比邻而居，晚上常常过来聊天，或是拿着吉他弹奏巴赫或阿尔贝尼茨的作品。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时间相互了解，游荡玩耍，畅饮美酒，享受美食，下午去看斗牛，晚上去巴塞罗那逛华丽俗气的唐人街；有时间去感受色彩，群山的橄榄绿，春天地中海无与伦比的蓝色，以及马德里那令人惊奇的、凄凉的、灰白色的天空；有时间去了解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渔民，他们极为自尊、富有勇气且诚实正直，尽管过着悲惨的、半饥饿的生活；有时间去普拉多博物馆和托莱多城欣赏格列柯的作品，其形式和色彩的包罗万象使我们为之折服，在意大利曾看过的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甚至包括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和波提切利在内，与其相比都显得苍白、贫血。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