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21日
作《关于苏维埃政府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发表于11月26日出版的苏区《斗争》第三十六期，署名洛甫。
文章认为1933年01月中共提出的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在三条件下愿意与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议的宣言，是对所有国民党军阀说的，并确认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
文章批评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
文章指出：
“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那种“自命清高”的，否认一切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争取这种联合的谈判当作儿戏，“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为此，文章强调在党内反右的同时，“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注12]此文编入《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一）。

△同日
作《苏维埃工作的改善与工农检察委员会》，发表于12月05日出版的苏区《斗争》第三十七期，署名洛甫。
文章阐明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洗刷阶级异己分子。
文章认为工农检察委员会要成为报警的机关，成为自我批评的组织者。
文章还分析官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和文化落后，反对官僚主义是检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
检察工作应发动群众，同报纸、群众团体组织一起来搞；
文章指出：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把一个事件关在工农检查委员会的房间内秘密的审查或填表，象过去在检举运动中所做的那样，而是要最公开的吸收广大群众来参加这一检查工作。”
文章强调检察机关的干部应该是最有威信的好同志。
[注12]
张闻天1943年回顾此事时说到文章的背景是他当时同博古发生的分歧。
他说：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
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1933年01月17日），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
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
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
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
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