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05月26日
作《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连载于06月5日、25日出版的苏区《斗争》第十四、十五期，后又全文转载于同09月30日出版的《红旗》第六十期，署名洛甫。
这篇论述苏区城乡阶级斗争的长文，其前半部分谈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后半部分谈土地革命后乡村的阶级斗争。
文章在论述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方面时运用列宁反对“左派幼稚病”的思想，批评了在苏区工商业工作中对待资本家的过“左”错误，指出：
“想用强迫、命令、禁闭、枪决以至后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内所有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在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上，我们不能不有资本家，我们只能经过苏维埃政权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劳动法的执行与工人阶级本身的斗争，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但不能武力消灭资本主义与它的剥削。
这种企图，是托洛茨基的具体表现，对于中国革命是极端有害的。”
文章提出，要区别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家和遵守苏维埃秩序的资本家，认为对后者应采取各种“和平的”、“妥协”的办法，可以同他们订立协定，使之发展企业、扩大生产，“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利的”[注8]。
文章论述乡村阶级斗争时对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未加否定，但另一方面提出对于新的富农“一般的不能再以没收他们的好田，给他们以坏田为同他们斗争的方法。”
此文编入《张闻天文集》（一）。
[注8]
文章对资本家作必要妥协的观点当时遭到博古的非议。
博古在《斗争》第16期上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这个观点。
张闻天后来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谈到他同博古分歧时曾说：
“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
他（指博古）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没能写完的）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