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05月15日
以编者名义作《机会主义者的“自我批评”——评沪中区委宣传部给中央的信》，发表于《斗争》第十三期。
04月20日沪中区委宣传部致函省委转中央，认为《为五一劳动节告工友书》中提出“全国工友们罢工起来……”的口号是“号召全国总同盟罢工的具体表现”，是对形势的“过分的估量，十足的立三主义的错误”；
提出“要求七小时工作日”也不恰当，“客观上是破坏苏维埃劳动法的”。
信件说明《告工友书》扣留未发，“是否有当”，请答复。
评论否认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指责，对第一点批评，认为这是曲解了原意，对第二点，认为口号是否适当可以讨论，但不是什么严重政治错误。
然而评论在反驳之后，却对沪中区委宣传部的信下了“机会主义的，取消派与右派式的‘自我批评’”的断语，并批评他们扣留《告工友书》的行动，指责其为“反党的行动”，“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

△同日
作论文《论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开始发表于《红旗周报》第四十期，第四十一期（05月20日）、四十八期（09月1日）续完，署名洛甫。
文章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列宁主义学说，针对托陈取消派对工农民主专政及其策略的攻击，阐明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特点、策略与前途。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
（一）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过去与将来。
阐明“中国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
它在目前所要解决的是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的前途是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
将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同列宁1905年及1917年02月革命后所说的工农民主专政进行了比较，从而指出了它的一些特点。
（三）中国工农民主专政与工农的联合。
提出为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党必须执行的任务。
文章中除了继续宣传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农民问题、农村工作上的错误主张和政策外，也提出一些探索中思考的见解：
（一）例如在经济方面，文章认为在消灭封建之后，“资本主义一定要表现向前发展的趋势”；
苏维埃政府对没收来的企业，应“避免自己去管理”，可将中小企业“出租”，甚至将小企业“出卖”，政府对于“商业上的自由是不禁止的”。
（二）再如在向社会主义转变方式上，文章指出：
由于中国工农民主专政的彻底胜利，“必须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必然要采取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步骤，这就使这一革命的转变，不必经过‘暴力’，而可以和平的得到实现”。
（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文章预计“中国工农民主专政首先在乡村中间胜利”，由于在乡村中有了“最好的基础”，“中国革命的转变，完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是什么一个突然的行动，而是在无产阶级在领导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不断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最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