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04月20日
作《论“总同盟罢工”的口号》，发表于当日出版的《斗争》第十期，署名洛甫。
文章认为一二八事变后提出“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口号是正确的，但03月初旬之后，“上海的战时状态逐渐恢复到‘常态’之后，这种组织总同盟罢工的可能暂时是没有了”，再提这样的口号就成为“空洞的叫喊”。
文章还批评了有些省委，指出他们“把在一二八之后在上海适用的总同盟罢工的口号，当为在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基本口号不同，总同盟罢工是一种策略手段，“这些手段的采取在某种情形之下为可能，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就不可能”。
文章指出：
“去具体的分析客观的实际情形，去灵敏的感觉群众的情绪，去深深倾听群众脉搏的跳动，然后才能提出正确的口号，使这一口号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