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04月11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项英关于中央苏区工作的报告，并进行讨论。
发言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苏区中央局同志“对形势估量的不足，造成对于几个基本问题的动摇”，并批评在苏区的扩红工作、苏维埃工作、工会工作、党的工作方面存在种种不足。
发言指出：
“以AB团的问题，而形成党内恐怖，没有使党在明确的马列的观点下团结起来”，“肃反工作是成为最大的罪恶而没有去了解中央的指示，破坏了工农的联合，使群众‘敬而远之’”。
博古认为：
中央苏区的领导“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认识”，“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
项英在结论中提出：
“中央区的狭隘经验论，是阻碍新的路线执行的，因此改造中央区，新的领导是必要的。”
张闻天进而认为，“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