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夏之交，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在闽西政府所辖之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傅柏翠拥兵反抗之后，1931年05月27日，爆发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

「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

在闽西大清洗的高潮阶段，闽西杭武县第3区（现属上杭县溪口乡，太拔乡区委书记何登南、县武装第3大队政委陈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05月27日，县武装第3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等率众扣押了正在此巡视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迫其书写手令释放被扣人员。
当晚，李真等率领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
同时又派出一部分人员前往白砂，以罗寿春的手令，将被关押的第3区人员带回释放。

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1931年05月，原特委易名为省委）得知「坑口事变」消息，立即认定属于「反革命暴动性质」，
随即抽调新红12军进攻杭武第3区，
至05月29日，除少数人逃亡外，第3大队的大部分人员被缴械逮捕，
两天前刚被释放的人员又再次被捕。

同日，闽粤赣省委作出决议，指示：
「对于已经被捕的社党，应多方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
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3大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

05月29日的镇压虽然极为严厉，但是并没有完全压下闽西苏区军民对肃反的极度愤怒。

06月01日，杭武县第2区部分干部与地方武装又发动反抗，
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岗，也发生类似自发的反抗行动，但全部遭到镇压。

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1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