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01月31日
按照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科指定的研究课题“中国党在纪念日等场合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的问题”，写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行动》一文。
文章用俄文写成，译成中文约七千字。
其中指出：
中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可以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其领导下动员群众来判定。
我正是从这一观点来研究中共去年各次群众行动的。”
文章认为，“中共中央在这些行动中基本上保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然而中央的路线和工作计划只是在上海和部分地在香港得以实行，“中共中央没有能力领导整个中国的群众性行动，中共各省和地方组织还不善于在自己的领导下动员群众，还不懂得通过群众争取公开行动的意义。
同群众的联系很薄弱，它们的工作完全限于党组织之内（连这也很差），或只是形式主义地执行中央指示。”
文章详细介绍上海的五卅和八一行动，称赞“上海的群众行动进行得最好”。
同时认为，上海党的队伍的基本弱点也是“同基层群众的联系薄弱。
党组织的某些基层环节对于动员群众的工作还不适应，还不善于同群众一起工作和通过群众工作。”
党委的工作计划只是重复中央的计划而没有具体化。
工厂支部还没有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
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做得也不够。
五卅和八一的政治口号没有同本企业工人的直接要求相联系。
上海总工会五卅致上海工人公开信竟没有提出经济要求。
中央在准备运动时只是给基层发指示，而没有派人（中央委员、省委委员）给予直接帮助。
“在群众中直接进行的鼓动非常薄弱。
某些鼓动者甚至害怕在飞行集会上讲话。”
“没有利用一切可能性来进行公开鼓动。”
文章向中共中央提出十三条建议，包括“派遣中央委员到地方去”、“使总的政治口号同当地工农的日常要求相联系”，“在黄色工会中开展工作并扩大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等。
文章最后指出：
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决克服右倾，同时不减弱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盲动主义残余的斗争，并加强群众工作。
害怕群众、合法主义、观望等待、小团体习气、在困难面前动摇，只能看做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不加以克服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中国共产党。”
此件曾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责任书记瓦格纳。[注1]
[注1]
张闻天1967年09月22日写的一份材料说此文“写后上交，反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