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08月31日

妻病未愈，拟再续假一星期。

下午与新闻记者谈话。

等候苏俄复电，颇切也。

附录 1929 年 8 月（vol2） 7.2余于旧历除夕（在布雷处），既草余自幼年至廿三岁经过之追想录，而未述余革命思想之起源。

故续述之。

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

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

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

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

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陪款，其所陪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

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

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勤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

后卒以陪钱了事，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

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

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

改革社会之一点而来也。

因欲解除此痛苦，与湔雪此耻辱，故凡可以强吾之身体，励吾之志愿，结交友好，可以为吾上进之路，无不努力竭虑，虽历尽艰苦，亦既不惜。

于是当时乡人多有出洋留学为上进最捷之途径，故余必欲达成此出洋之目的而否已。

及至出洋，乃知非学习陆军，不能达革命之目的，故穷思竭虑，乃必欲习陆军，以成其志也。

及入陆军振武学校，以非入同盟会之革命党，则仍不能达吾志。

乃三致书于盟主，盟主恐余为侦探，不之信，乃命陈英士详探余之为人，及知余乃为革命有志之士，不懼当时满廷之侦探，而竟毅然致书于盟主，此为最难能之事，故嘉慰倍至。

以当时陆军学生皆受满人之监督，其侦探布满于东京，稍有可疑行迹，即为撤革，并没收其家也。

当时介绍余入同盟会者，为英士。

而周淡游与苝新九为之保证也。

余自入同盟会以后，乃即置力于革命党中，故对于校课即多不注重，只求其维持学期，不致落第为己足以矣。

辛亥年，即为余之廿四岁。

广州03月29日起事，英士以书召余回国，及余接书时，而其事已过，乃趁暑假告假回国。

到沪与王季高、姚永成会叙于沪，与陈英士寓中，日谋所以推倒满清之法，并与海内外志士结识，于此时为最多。

后以假满回日，仍入联队。

未02月，而武汉起义之报至，余乃约传群，以告假之名，同出联队，潜回上海。

适沪杭尚未发难，而陶成章、王金发，正与英士争意气，争首领，余观此情形，大敌当前，革命未成，而有此现象，甚愤陶、王等之不道，殊非革命党员之所应为。

当武汉未起义之前，所有一切事务，皆英士负责，艰难备尝，及至革命稍有希望，而乃欲争权夺利，此何如事，故余直英士而曲陶也。

余奉英士命入杭，与杭州军界同志谋发难，竭三尽夜之心力，其计始成，发难后01日，各派争权夺利之事纷起，余乃即离杭，赴沪，受英士之命为沪军第5团团长，赴甬组织团部，招募新兵，后又运沪驻防，乃至南京新政府北迁，总理辞大总统之职。

余亦以受谤，愤愤而去国，以之日本，再事留学，此余廿五岁之事也。

到日后专心学习德文，并办军声杂志，亟欲赴留德学，以成所志也。

是年冬季回国。

在沪稍息后，即回家度岁。

春季复回沪。

适宋钝初被刺事出，乃力谋倒袁，而出洋留德之事，已不成矣。

当时因见英士奇窘，经费不足，余乃将所积三万余金留学费，全给英士使用。

是夏李烈钧湖口起义，余仍受英士之命，临时接代陈其蔚团长，在龙华统帅两营之众，以攻击上海兵工厂。

郑汝成在海军指挥，炮击我军，其猛烈为从来所未有。

当时以众寡不敌，而沪上帝国主义者与买办豪绅，皆为袁贼运动，以排挤吾军。

余以沪上失败，乃与静江潜入南京，协助柏文蔚，彼不以为重，且见彼心态形志亦极不定，故越宿即回上海。

而南京不久亦即为张勋所陷落，至此讨袁失败。

余乃仍回东京亡命，从总理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协助英士，以谋再起，一面尽力读书，曾文正全集，即于是年看完也。

民国三年为余廿七岁，是年在东京修养力学，觉有进步。

自失败至此，已逾二年，世态炎凉，受此刺激，亦复不少，是复受总理之命，与丁仁杰同志，往东三省哈尔滨，谋黑龙江之起事，亦受人欺，逗留数日不成，乃回东京。

途中得电，欧洲大战已起，乃知革命运动之时机已熟，急谋所以倒袁也。

是年余于军事学研究，觉有心得，举凡士官学校之课程，皆聘日人小室教授而实习之。

民国四年，余随英士之后，回国。

在沪参英士幕中，计划东南革命之事，吴淞、杭州之役，皆亲历也。

及至上海肇和之役，余从英士，亲历南市，深入敌军警戒线，约至工程局附近，以未闻炮声，而侦骑密布，几被执，余与英士乃在江边乘小船，至法租界上岸。

以此时船上炮声几息，而敌警魂定，布置更密，如由陆路出来，必遭危害也。

及至岸上法租界，以吾党失败，乃在英士寓中大搜，余尚未入室，故得脱险。

及警察搜毕去后，英士之妾，恐余在其家，彼被余累，急使英士令余外出，亦不管余之危险与否。

余愤甚，乃出。

幸未遭险。

及余回家，又恐英士之家重被搜查，故急令使者，请英士到余家避难。

及英士到余家，此心始安，乃与其再筹倒袁之谋。

呜呼，抚今思昔，不知历尽几许辛酸之泪，余生平自友受恩受报者实多。

而对人，除对先慈愧疚不能自释者，此外则别无疚心之事矣。

民国五年之日记，失于民国七年冬永泰之役。

吾之革命工作以是年为最苦，而亦最多。

凡横逆之遇，与耻辱之事，亦以是年为最甚。

是年春以上海革命运动失败，无可进行，乃即由江阴、杭甬方面着手进行，而欧事研究社推戴岑春萱为领袖，组织所谓军务院护国军，以与我中华革命党之革命军相抗，处处受其反动，而以江苏钮永建反动为尤甚。

吾党东南革命几无一不为其摧残。

及至05月18日英士竟为袁贼派张宗昌主使被刺身死，呜呼，领袖之亡悲痛盍甚有极！钮永建亟欲收英士之幕僚为己，言以甘言诱引，其诚不识介石为人也。

英士被刺于日人山田纯三郎之家，及余至则其气已绝，山田急欲将尸抬出，并不许亲友哭泣。

余实愤恨无地，且无人取收其尸，余乃即抬至余新民里十一号之住家治丧。

人情炎凉，世态浇薄，于此毕见。

平时之所谓知交义友，至此皆为不相识之路人，刺激之深，未有甚于此者。

丧毕，余奉总理之命，于是夏赴山东潍县为革命军参谋长，佐理居正、许崇智，进行军事，为陈中孚事之制肘，且其贪污不堪共事，故余即到北京，辞卸，而回沪寓。

是年研究军事与哲学，皆有极大进步，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总理与诸同志亦日加器重。

余之革命基础可说立于民国二年讨袁失败之后，而成于民国五年英士亡后，自立、自强之时也。

当时余先慈尚健在，犹能来沪镶牙医疾，使余得聊奉晨昏省定之职也。

民国六年为余卅岁，是年为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欧战，张勋在北京复辟，总理率海军南下广东，建国护法，唐绍仪等为之阻碍，使总理到粤海军反叛，不能行使职权，是年余在上海居住，未往何处。

惟谋划江浙革命，助理总理筹谋进行而已。

1929年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