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

　日军突在济南向我寻衅，并占领胶济铁路全线与津浦路之黄河铁桥，企图阻挠我军北伐。我外交部长临时办公处暨交涉公署，为日军侵入，强行搜查，战地政务委员会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同时被害，军民死伤者逾千。先是日本于四月十八日决定派遣其第六师团五千人至山东，旋即于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青岛登陆。五月一日，我军进入济南，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率兵车三列，亦于同日到济。次日晨，蒋中正入城巡视，见日军警戒甚严，并于商埠周围路口设置沙袋及铁丝网等防御物，不许我军民在商埠通过。并有杀伤及拘捕我士兵之事，其种种侮辱挑衅行为，已令人难以忍受。故一时军民心理，均甚愤激，蒋中正念日军如此高筑防御工事，实足引起我国军民之恶感，乃令司令部主者招日领事谈判。而日军师团长福田见蒋中正约束我军甚严，无从引起冲突，自知如此防御警戒，实不足以售其计，而其出兵山东计划，将完全失败。乃派参谋与日领事同来，佯允撤除防御工事，实则乃欲藉此混乱防区，俾得易与我军接近，制造事件。三日上午八时，日领事复偕其宪兵司令径来谒蒋中正，面言：「中国革命军到济南，军纪风纪甚好，而且严守秩序，故日军与日宪兵于今日撤回，此宪兵司令所以特来辞行也」。又极言：「革命军如何如何好，张宗昌如何如何不好。」甘词媚语，凡半小时余，始罄折而去，蒋中正心甚疑焉。九时，忽闻有机关枪声，蒋中正料敌军败走已远，此时断无力反攻，但此枪声何来，遂派副官外出调查，回报谓：「日军与我军发生冲突，并于途中见我同胞二人被日军刺死」。盖日军于昨日撤去防御，警戒区因之扩大，福田狡谋既定，即借故寻衅，其起因大略如下：「(一)日兵借口与我第四十军一士兵龃龉，因而发生冲突。(二)日兵故意拦阻我第四十军士兵护送伤病至医院就诊。(三)日兵故意不许我士兵以中央钞票在商埠购物。(四)日兵不准人民聚观标语，致有多人忿愤。(五)日兵故意不许我士兵通过商埠。」基此五因，日军遂先以步枪击死我来往士兵数人，继以机关枪向我大部队扫射，空前惨案于焉发生。但蒋中正仍下令我军各师长，约束部队，不许外出；并令凡在城外部队一律于下午五时前撤离济南近郊，以避免冲突。一方面派人通知日军师团长福田，望其亦约束所部，勿放枪炮，伤我军民，旋得福田复书，谓愿与我方开一会议，以彻查肇事根由，蒋中正允之。但日军枪炮之声，终未少绝。迄晚十二时，福田仍不肯派人前来，反要求蒋中正派员赴日军司令部。蒋中正当告以「如此即是福田无诚意，而视我为敌人，我决不能派代表往日军司令部，而辱我国体。」已而福田答谓：「愿觅一中间地点开会。」蒋中正遂指定交涉署附近为会场，并派熊式辉代表前往会议，日方竟提出下列无理条件，「(一)凡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军队通过；(二)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出济南二十里之外。」并强迫我方签字。熊代表当即据理拒绝，会议卒无结果。在会议时，日军每两分钟投一次炸弹，放一次大炮，以威胁我代表及我军官兵，意图迫使我军南撤，以阻挠我军北伐。

当今日日军与我军开始衡突之时，日军即首先包围我交涉署，抢夺公文案件，意图毁灭其与军阀勾结之证据。我外交部长黄郛适在署中，乃斥责日军不可如此无礼，并亲至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高级人员均不与接见，而由其士兵书一纸条，诬载「今日冲突，由中国革命军抢日人东西，并打日人而起」。强迫黄部长签字，并以手枪威胁，经黄部长坚决拒绝，日兵又以一调查报告单，借口「见一日兵被中国兵杀死」。强迫黄部长签字，其势更凶，黄部长仍予拒绝，仅予批一阅字。是日

　日军侵入我交涉署时，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当即表示抗议，谓：「我等是外交官，不带武器，没有搜索必要。」日军竟置之不理，将署中职员加以捆绑，并强迫蔡特派员跪下，蔡特派员断然拒绝，谓：「宁可被杀，但决不能使我跪于日本军阀侵略者之前。」日军即以手枪打死蔡特派员同伴中之一人，以为威胁，蔡特派员仍坚决不屈，日军又枪杀一人，如是者屡，直至同伴十余人全部遇害，蔡特派员迄不为屈，日军无可奈何，乃以枪托敲折其胫骨，始倒于地。蔡特派员仍大骂日本军阀，日军又将其舌割去，并以手枪打死，卒致壮烈殉国。

相关人物：黄郛　张宗昌　熊式辉　蔡公时　（？）福田　

出处：卷1 216-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