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1】（1927年03月03日）

对最近的罢工和起义，很难说事先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可以说，这是在事先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准备，从全党来说也没有准备。
的确，在最近一次上海起义前夕，我们有约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但是对举行起义来说，这太少了。
何况，起义前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军事委员会还弱小，在军事上，从武器和其他储备来说，是没有准备的。
虽然我们以前把上海比作列宁格勒，是中国的心脏，但是从起义的准备方面来看，根本不能和当年的列宁格勒同日而语。
没有任何准备的这种情况是全党性的，不仅从上海最近发生的事变说是这样，也不仅在上海是这样。
在这些事变以前，在上海和中央工作的所有同志只是有一个很一般的感觉，觉得前次起义（10月23日）很可笑，有很多缺点，一定要努力改进。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一般感觉，事实上还是没有什么准备。
所以，最近这次起义固然不能同前次相比，但终究应当承认也是没有任何准备的。

就全党范围内都没有准备这一点我要谈几句。
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以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想法和打算。
这种想法、这种打算，党和全体同志都是没有的。
目前，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帮助国民党而已。
所以，关于民主专政、关于夺取领导权的打算，实际上是没有的，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立场。
党不掌握政权，也就意味着在上面统治的是别人，我们只是在下面做工作，想的只是怎么得解放，再没有更多的想法——这就是党的立场。
这里的情况当然比西方共产党的复杂，它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夺取政权。
我们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提纲之前没有任何取得政权的想法。
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党是有意识地采取不正确的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态的发展。
过去党是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特别是在1925年的05月事件【2】中，共产国际也没有给过我们像现在这样的提纲。
既然全党从前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它在国民革命时期也就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而这对党的军事工作是很有影响的。
例如，当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时候，党往往只是要我们去帮助某某将军，巩固军队，提高它的战斗力，吸引他参加国民革命，但绝不可把问题搞复杂了等等。
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也是这样。
工人想夺取武器，但是党没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如果工人有了武器，许多问题就会复杂化，工人就会去战斗，所以没有给工人武器。
既然党只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工人又没有武装起来，因此遇到像现在这样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做不到，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
这一点在上海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在上海的工人区，党有很大的独立性，党在这里应当加紧工作，党的状况对这里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影响。
例如，一接到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央就进行了讨论，随后将提纲交给了上海地委。
上海地委召开的代表会议，也进行了讨论。
正在讨论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北伐军已到了杭州，占领了浙江。
这个重大事件影响了上海，出现了罢工。
党只是在说，而形势却促成着罢工。

党的一般状况就是这样，对起义没有准备的最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后来，中央和上海地委对罢工都作了决定，认为罢工是必要的，但是几乎没有具体的策略和具体行动要求。
也就是说，罢工的方式、方法、原因、目的都没有，只是通过了一个决定，认为罢工是必要的。
北伐军的确已到来，这已不是传闻而是事实了。
当北伐军到达杭州时，党和很多同志的状况就是仅仅一般感觉到要尽快采取些什么行动，使上海工人掌握一部分权力。
这仅仅是一般感觉而已。
所以中央决定，北伐军一到松江，就要举行罢工。
而这只是一个决定，并没有具体的策略——关于民主政权及如何取得政权、关于总罢工（它必然会导致起义）等等，对这些都没有考虑，也没有考虑吸收广大居民参加。
只是一般感觉到，为了在北伐军到来时上海工人能掌握政权，需要做些什么，因此才决定举行罢工，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而且，你们知道，总罢工的命令是总工会下的，而党并不知道。

中央通过关于必须举行罢工的决定是在02月17日。
第2天我就到你们这里来谈了这个问题。
后来，我回到老头子【3】那里，刚刚开始考虑政权将是什么形式，第2天早晨罢工就发生了。
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准备。
现在要问，罢工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当然很简单，因为革命的浪潮从05月事件起至今几乎没有停顿过，特别是在上海。
所以，当工人知道北伐军来了时，就都起来了，第1天罢工的有十万人，第2天即有二十万人。
由此可见，罢工主要是靠工人群策群力而不是靠党的力量进行的。

现在谈谈事变本身。

关于罢工和起义，中央没有明确的决议，这也是因为中央委员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
问题在于，罢工宣布太早，而起义不是过早就是过晚。
由于中央目前尚无明确的看法，所以我谈的只是个人意见。

我认为，罢工开始得太早，而起义则晚了。
现在说明一下。
这一次既然是总罢工，又发生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它当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但是首先，罢工缺乏政治准备。
党只是刚刚讨论了或者还正在讨论要为取得领导权而斗争，要为政权而斗争。
它只是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策略，没有需要做些什么的具体计划，因此，没有什么政治准备，特别是在群众中间。
党有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这样的意见，而群众暂时还不了解这一点。
当然，工人阶级从阶级本能来说是要这样做的，但是上海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这种打算，需要使它们表现出来，而党还没有做这项工作。

罢工前，没有宣传鼓动，没有散发传单，没有向工厂支部传达任务，没有开过群众大会或会议；
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市委、区委都没有进行任何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更没有为这次总罢工而设的军事组织。
那时并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兵马、应怎样武装工人等等。
至于罢工后要不要举行起义，如果要，将采取何种方式，我们能够夺取哪些力量等问题，从来没讨论过。

因此，可以说，这次罢工没有任何准备，实际上是没有党的领导的。

然而，罢工毕竟发生了。
既然我们未曾准备，为何又产生这种情况呢？
事情很简单：
这是因为，当前整个形势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最近，这里的革命浪潮非常高涨；
正是在这里，军阀制度的解体和革命浪潮的高涨以及和帝国主义的冲突都交织在一起。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形势下，这样的罢工才成为可能；
而且，尽管它失败了，工人的情绪仍然很高。
假如我们曾经做过某些政治、组织和军事准备的话，那么目前的力量对比可能完全两样。
因此，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走，要不要发动起义，党和差不多全体同志都惘然若失，不知所措。
更有甚者，在下令要工人罢工时，又责令他们不得闹事，不许暴动，总之不许有所作为。
这正如老头子所说：
“那么只好让工人回家去吧。”
不言而喻，既然这种罢工会导致起义，特别是在上海，这种罢工的目的是支持北伐军和改变政权，它必然是一次政治罢工。
所以，必须承认，领导机构摇摆不定，不知所措，罢工就不可能转变为起义。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准备很差，但是又不得不进行起义。
结果，我们的起义好似一种赌博：
能胜则胜，不胜则罢，没有任何打算和计划。
这样，在我们这里，竟然能够停止起义，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可笑的；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更有甚者，在起义后，工人仍然莫名其妙，有些工人同志还问：
为什么罢工？
为什么起义？
回答是：
我们起义是因为蒋介石要来了。
许多同志说，工人一无所知，真不好。
我则认为，不是工人不好，而是我们党不好。
工人罢了两天工，当局镇压很厉害，捕人杀人；
但在两天之后，我们下令要起义，他们还是起义了。
这样严守纪律的同志，这样好的群众，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只有在革命高潮、伟大的反帝运动和军阀分崩离析的局势下，工人才能保持这样的情绪。
在罢工开始之后，党又犯了错误：
犹豫不决，无所作为，只从事空谈，讨论要不要起义，如果要起义，我们有哪种力量、有什么把握等等。
这些作法当然都是不对的。
既然没有任何准备，还谈得上什么胜利的信心，还谈得上什么力量的估计呢？
当然都谈不上。
因此，不应该来谈西论东，而应该和群众中所有的力量在一起，立即采取行动。
所以，在罢工发生后，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
而我们却号召工人回家，这是不应该的。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两个明确的打算或想法：
第1，召开代表会议；
第2，进行武装起义及夺取政权的斗争。
党已基本上明确地认识到：
这两种打算必须通过起义、通过武装自己来同时实现。
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政治志向，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起义；
没有起义，也就谈不上代表会议的胜利。
而且，这两项工作必须同时进行。
现在就要召开代表会议，而决不是在起义后才召开。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特别是某些工作人员在这次起义中并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两种打算，因而在他们工作过程中，起义和罢工的领导者始终摇摆不定。
既然认识不清，对起义当然就不可能抱有必要的信心，而对于召开代表会议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特别是关于这次代表会议，不仅一般市民不理解，连工人也不知不晓。
我们以前对于召开代表会议并未考虑过，并没有为它作准备，所以群众对之相当冷淡，很不理解，觉得它并不是非要不可。
群众开玩笑说：
这好像谈恋爱，男女相爱上了，并且进行得不错，而父母却插手进来，要他们按着旧式婚姻去做；
而未婚夫和未婚妻都认为，这是多余的。
这次事变也是这样。
事变发生了，而我们却加上自己的一套。
所以许多群众觉得，这本来是不必要的，然而如果发生，那也只好算了。

在群众起义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他们想得很简单：
为的是对北伐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就是唯一的目的。
后来发现，北伐军并没有到来，而蒋介石离得很远，因而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
我们不仅对事变的发生没有准备，而且在事变发生了的时候还对群众说：
罢工为的是支援北伐军。
结果是，领导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向下级解释，而下级又这样传达给下属工作人员，层层下达。
然而工作人员或者是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由他们向群众讲或者完全忘记讲，当然群众莫名其妙，或者在想：
得啦，好吧，反正对我们没有害处。

虽然俄国同志很焦急，来了几封信，中央也着急，但是因为事前没有任何明确的建议和准备，所以在事变发生的时候，就不免造成这种局面。
事变既然扩大了，党本来应该坚决地行动起来，煽起风潮来争取群众、来促进他们夺取政权的愿望。
而党却放任自流，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所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在这五天里，党动摇不定。
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不可能胜利，起义更不可能胜利，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召开代表会议没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在事变前既无准备，在事变中又开始动摇，所以群众的情绪日见低落，工人逐渐复工。
在此情况下，中央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决定停止起义。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退却，同时为新的尝试作准备。
从起义到今天，差不多八天过去了。
在这八天里，我们加紧地进行工作，来改正在这次事变中所有的缺点，特别要使群众清楚认识召开代表会议这个政治口号。
为此，正在加紧地进行鼓动、组织，特别是军事工作。
但是，因为事变刚过了不久，而且群众对北伐军到来的希望没有实现，加之我们停止了起义，所以召开代表会议和武装起义的思想没能够在这八天里深入到群众中去。
可以说，我们走了第1步；
但还不能断定，群众是否了解了我们。
群众知道，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这一点比知道召开代表会议更清楚些。
为此，日内将散发传单，召开各种会议——党的、工会的、特别是军事的会议，全力以赴，在组织和其他方面为起义作准备。

除了军事系统的工作，在侦察系统、宣传系统以及其他有关方面，也进行了工作。
目前，尽管加强了侦察系统的工作，情况较起义前要好些，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够充分。
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条件的影响。
以利用常熟农村的农民做工作为例，党在当地农民中间未做很多工作，农民还不习惯于承担风险，这一点不同于广东的农民。
因此，要他们去做侦察工作，困难较多。
在广东就好办得多，这是由于党和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
当我们派常熟的农民去前线了解情况时，他们就有恐惧心理。
我们对他们说，一天要走一百二十里路程，他们认为很可笑。
可是，这对广东人来说，只是普通的行程，而且还要翻山越岭。
因此，在侦察方面能取得多大成效，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确切地知道，北伐军何时到达了何处，还很难说。

再就是宣传工作。
应当说，目前的状况是：
李宝璋【4】的队伍和孙传芳【5】的队伍都处于瓦解之中。
他们一方面惧怕广东军队到来，想逃回家乡，卖掉枪支等；
另一方面，这些部队里有南方人，由于他们是南方人，总想同广东军队联系上。
这样，他们就在寻找我们，而我们也想在他们中间做宣传工作。
这些队伍很不巩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绪。
但是，既要举行武装起义，而工人又武装得不充分，那么，尽管部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尽管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宣传，情况还是不妙的。
因为，这样的起义，到头来只会有利于他们，而不会是使军队的行动有利于我们。
当然，钮永建【6】很需要这些队伍。
钮永建想把李宝璋的部队拉过来，变成自己的队伍。
很明显，我们不是替钮永建做工作。
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
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

现在谈一谈同警察、商警等的关系。
商警们对军阀是不满的。
他们目前在说工人的许多好话，这当然是虚伪的。
但是，工人一旦强大起来，工人一旦采取行动，他们显然是不会阻挠的。
警察也同样，他们正在寻求接近工人，想同我们取得联系，答应协助我们。
他们说不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等等。
甚至中国的流氓无产者也在寻找我们。
我们的任务是，把商警争取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政府的一边。
对于警察，则准备再次进行外交式谈判，最终解除他们的武装。
至于流氓无产者，我们打算了解他们的处境，使他们不和右派建立联系，将来不至成为右派手中的武器来破坏工人组织。

现在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何时举行总罢工，何时举行起义。
是否在北伐军占领松江、苏州和常州的时刻举行，这要看我们能做到何种程度的技术准备，要看我们拥有多少时间。
我们想，总罢工是会成功的，起义也是会成功的，至少一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我们过去对这里的事变了解不够，也许是了解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北伐军事实上已经到达或者没有到达某个地区，我们多少是获得一些消息的。
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北伐军到达龙华，而我们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这也是不好的。
要举行罢工和起义，过早或过迟都不好。
这里必须努力克服客观上的困难，也必须努力克服主观上的困难。
例如，应该怎样搞好侦察工作，以便获得及时可靠的消息，以改善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
还有武器的问题。
关于武器，中央昨天提出一个意见，今天传达给你们。
中央认为现在就应当购买武器。
你们目前能否筹借二万元的一笔款项，将来由从汉口得到的五万元中归还。
国民政府已决定拨给上海五万元，那时你们可以从中取回二万元。

在组织方面，可以说近几天内我们只是恢复了那些在罢工期间遭到破坏的组织。
为了准备起义，军事组织刚刚开始巩固和扩大。
在政治方面，现在应当把召开代表会议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使工人们知道它、理解它。
应当使资产阶级、军队和农民也拥护这个思想。
没有准备地举行罢工，无疑是荒谬可笑的。
当然，我们有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作起义的准备。
他们只是编入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行列，只是进行了训练而已，况且训练也是不充分的。
因此，罢工一开始，尤其是又颁布了一道什么也不要做的命令，结果就连这六百名武装纠察队员我们也很难找到。
虽然有些人参加了斗争，但总的来说是很难召集在一起的。
因此，军事力量十分薄弱。
军事组织也没有作起义的准备，当暴风雨刚一来临，他们就不知所措了。

现在谈谈关于武器的问题。
部分武器在上次起义时丢失了，有的损坏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对这次起义没有准备，因而武器堆放在一个地方。
这些武器以前我们没有试用过，没有擦过，也没有把它们分配到各个区，因此，不得不在起义的当天发下去，结果有些同志得到的是不能用的武器或者是得到了武器不知道如何使用。
另外，武器又很不够。
所以装备很不足，也没有吸收干部参加。
总之，所有这些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础，由于我们措手不及而没有进行准备。

当然，这次起义还是必要的，我们坚持了并举行了这次起义。
这次起义甚至有这样的目的：
通过起义吸收一些群众参加，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因而，尽管这次起义存在着缺点，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
海军还是举行了起义，我们迫使他们执行了我们的命令，他们开了炮，而为什么开炮，开炮的根据是什么，他们也不明白。
我们要他们开炮，他们就开了炮。
工人们在许多地方也行动起来了。
他们的起义计划非常简单。
例如，指定多少工人，哪个分队应当袭击哪个地段，再没有别的了。

这次起义毕竟同上次不同。
上次（1926年10月23日）不是名副其实的起义，而这次则是。
因为它是一次武装行动，而且，在许多地方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工人遭到了逮捕，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

现在罢工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武装起义目前也停止了。
应当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
这次起义是小规模的、初步的，将来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起义。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内部已经谈了很多。
现在正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在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中，我们也加强了工作。
他们现在知道，我们号召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参加工人武装纠察队，而是为了举行武装起义。
大部分的武装纠察队员是工厂的工人，小部分是失业者。

至于纠察队，计划召集五千人，有领导，也有计划。
但要想达到这个数自（不要说更多），也是很困难的，实际上至多只有两三千人。
现在在各个区里，在军事方面提出了一些口号，例如：
（1）准备夺取武器；
（2）研究本地区的军事地形；
（3）制定斗争方法；
（4）改善组织联络。
应该说，通过这次起义，群众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俄文记录翻译稿刊印。

【注】

【1】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军阀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本篇是周恩来在上海工人第2次武装起义后和第3次武装起义前以起义指挥部领导人的名义在军事委员会上的报告节录。
报告既是对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第3次武装起义的部署。
1927年03月21日，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举行武装起义，经两天一夜的血战，于22日占领上海，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0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工人群众遭到残酷的屠杀和镇压，上海又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

【2】1925年的05月事件，指1925年05月30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0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
上海内外棉第7厂日本资本家在05月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
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
05月30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学生遭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06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
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3】老头子，指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

【4】李宝璋，当时任上海守备司令兼陆军第9师师长。

【5】孙传芳，北洋直系军阀。
1925年11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凌、江西五省。
他镇压过上海工人起义。
1926年09月至11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
1927年0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孙传芳率部退至扬州。

【6】钮永建，当时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