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月16日
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
报告指出：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
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
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报告说，农民运动“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报告认为：
“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
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了。”
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
“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
报告提出，在农村中要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还说“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