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4日

两次致信留法的萧子升，并寄送平民通信社稿件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信中说，“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

4月上旬

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这时，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搜刮政策。张敬尧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8〕

〔8〕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罗章龙在1990年3月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