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02月28日
星期天早晨在洗漱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还没有读过“日报”。
他打开报纸，一下子翻到了消遣副刊的第一页。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映入他的眼帘——《孩童创作家》，他读了前面几行——由于高兴而开始哭起来。
那是他的文章，从一个字一个字看，就是他写的文章。
就是说报纸第一次登出他的文章，他跑到母亲那里说了这件事。
太高兴了！这位老夫人，她患了糖尿病，父亲跟她离了婚，并打赢了这场官司，因此而感到自豪。
一个儿子成了名人，现在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作家！在开始的激动之后，他在思考这件事情了。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样跑到这份报纸上的？没有他的同意？没有署作者的名字？他没有得到稿酬？这肯定是一种对信任的滥用，是一种欺骗。
这个女人真是一个魔鬼。
女人们没有灵魂，默哈默德（经常重复地）说。
人们很容易想象到，它是怎样成为剽窃作品的。
哪里有一篇好文章，哪里就有人马上弄到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就是这位杜夫人去“日报”社，和一位编辑坐在一起，两个人极度兴奋，而且着手改头换面。
当然它必须要经过加工，因为第一，人们不能第一眼就看出这是剽窃的作品；第二，32页长的文章对报纸来说是太多了。
我问，他是否想给我指出那些完全相同的地方，因为这些也许使我特别感兴趣，而且我只有在这之后才能为他的举止提出忠告。
他就开始念他的文章，翻开另一处地方，浏览着，没找到，却终于说道，这一切均是抄袭的。
例如报纸上这样说：孩子的灵魂是一片没有被描绘的叶子，“没有被描绘的叶子”在他的文章里也有。
或者“被叫作”这个表达方式也是抄袭的，一般人怎么会用这个“被叫作”的词呢。
但他无法对逐个的地方作比较。
虽然所有地方均是抄袭的，但进行了遮掩，次序作了另外的安排，对内容作了压缩，而且还掺进了小小的外来的配料。
我大声地念念报纸上引人注目的地方。
这在文章中出现了吗？没有。
这个呢？没有。
可是这正是做了手脚的地方。
在核心的地方，所有的，所有的内容全是抄袭的。
可是证据，我担心，证据变得困难起来了。
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借助于一位机敏的律师，为此，律师就在这里了（他企盼这种证据就如企盼一种全新的、与这件事完全分割开的任务一样，并且为他深信这个任务定会完成而感自豪）。
这是他的文章，人们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得出，它在两天里就印出来了。
不然会延续六个星期，若一部被采纳了的稿件送到印刷厂之前。
但这里当然需要加快速度，他不想发生意外，为此两天的时间就够了。
此外，报纸上的文章叫《孩童创作家》。
这跟他有着明显的关系，另外它也是一种讥刺。
“孩童”指的就是他，因为人们过去叫他为“孩童”，是“愚蠢”的意思（他只是在服役期间真是这样，他服役一年半），现在人们想以这个题目表明，他，一个孩童，完成了像这篇文章如此好的东西。
他虽然证明了自己是创作家，但同时又是愚蠢的，因为他是那样地容易被欺骗。
在第一段落里说到的孩童是乡村的一位表妹，她目前住在他母亲身边。
但这种剽窃通过下面的情况特别令人信服地被证实了，这个情况当然是他经过较长时间考虑之后想起的：《孩童创作家》登在消遣增刊的第一版上，第三版上却是某一位“菲尔德斯坦”的一个小故事。
这个名字显然是假名。
现在人们不必去读整个故事，浏览一下第一行人们马上明白，这里的拉格尔洛弗是以一种厚颜无耻的手段模仿出来的。
全部的故事将这种模仿表现得更为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位菲尔德斯坦女子，或者不管她叫什么，是杜莱格创造出来的，她在她那里读过他带去的这个《庄园的故事》，她用这阅读的内容写成了那个故事。
就是说这两个女人，一个在消遣增刊的第一版上，另一个在第三版上利用了他。
当然每一个也都可以由自己驱使去阅读、去模仿拉格尔洛弗，但在这里他的影响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星期一中午，银行一下班，他自然去杜莱格夫人那里。
她只将住房的门开了一条缝，显得十分害怕：“可是，莱希曼先生，您为什么中午来呢？我丈夫正睡着觉哩。
我现在不能让您进来。”
——“杜莱格夫人，您一定得让我进去。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她看到我一脸的严肃，便让我进去了。
丈夫一定是不在家。
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看见那张桌子上放着我的手稿，我马上思考起来。
“杜莱格夫人，您拿我的手稿做了些什么。
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将它交给了《日报》，您得到了多少稿酬？”她颤抖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一点儿也不明白它怎么会跑到了报纸里去的。
“我要控告，杜莱格夫人。”
我说，半诙谐地，但确实是这样的，她注意着我的真正的声音，而且我整个的时间都在重复着这词组，“我要控告，杜莱格夫人”，同时走到让她注意到我的态度的地方，在告辞时我还站在门边说了多次。
是啊，我非常理解她的恐惧。
如果我将此事公之于众或起诉她，那她会是不可想象的，她肯定会被开除出《妇女进步》等等。
我从她那里直接去《日报》，并让叫出洛夫编辑来。
他走出来脸色完全苍白，几乎不能举步了。
尽管如此，我不想立即讲我的事，并想先考他一下。
我就问他：“洛夫先生，您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员吗？”（因为我知道他是犹太复国主义成员。
）“不。”
他说。
我够明白的了，他肯定想在我面前伪装。
现在我问到了我文章的事。
又是不可靠的谈话。
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跟消遣增刊没有瓜葛，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将叫来有关的编辑。
“魏特曼先生，请来一下。”
他叫道，并显出高兴的样子走了。
魏特曼来了，脸色也完全苍白。
我问：“您是消遣增刊的编辑？”他说：“是。”
我只说“我要控告”就走了。
在银行里我马上给《波希米亚》打电话。
我想委托它将这个故事公开。
电话没有正常接通。
您知道为什么？日报编辑部就在中心邮局附近，这个时候，《日报》的人很容易随意地控制、阻截和接通所有的电话。
事实上我在电话筒里不断听到不清晰的低声耳语的声音，显然是日报编辑的声音。
是的，他们有着一种巨大的利益，他们不让这电话联系上。
这时我听到（当然完全不清楚）其中一个人如何地说服电话小姐不要接通这个电话。
在同一个时候，另外的人却已经跟《波希米亚》联系上了，并想以此来骚扰接受我的这个故事。
“小姐，”我朝话筒里叫着，“要是您不立即接通电话，我要告到邮局经理那里。”
银行的同事们在周围大笑，他们听见了我那么有力地与电话小姐的讲话。
我的电话终于接通了。
“请您叫一下基施编辑。
我有一件极重要的事要与《波希米亚》讲，它要是不接受的话，我就马上去另一家报纸。
时间很紧。”
因为基施不在，我挂了电话，什么也没透露。
晚上我去《波希米亚》，找到了基施编辑。
我向他叙述了这个故事，但他不想发表。
他说：“《波希米亚》不能做这样的事，这也许是件轰动的丑闻，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胆量，因为我们是依附于别人的。
您将它交给一位律师，这是最好的办法。”
“当我从《波希米亚》出来，我就碰上了您，并向您请教办法。”
“我劝您和平地解决此事。”
“我也想过了，这也许更好。
是呀，她是一个女人。
女人是没有灵魂的，默哈默德说得对，求得谅解倒也是更人道、更为歌德风范。”
“当然。
那您也别放弃那个朗诵晚会，不然它会失去这个机会的。”
“但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您明天离去，并宣称，您这一次要承受这无意的结果了。”
“这很好。
我会真的这么做的。”
“因此，您也一定不要放弃复仇。
您索性在别的什么地方印出这篇文章，然后将它配上一句美好的题词，送给杜莱格夫人。”
“这将是最好的惩罚。
我要让它印在《德意志晚报》上。
这报纸会接受我这篇文章的，那我就不担心了。
我干脆不要稿酬。”
后来我们谈到关于他的演员天才。
我认为，他应该再进修一下。
“是的，您是正确的。
但在什么地方？您大概知道，能在什么地方学习这些？”我说：“这难说，我很不精通这方面的事。”
他说：“这没关系。
我去问问基施。
他是新闻记者，而且有不少关系。
他已经善意地劝说过我。
我会直截了当地给他打电话，省得他和我走许多路，从他那里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对杜莱格夫人，您就那样去做，我是怎样向您建议的？”
“是的，我只是忘了您怎么建议我的？”我重复了我的建议。
“好吧，我会这样去做的。”
他走进科尔索咖啡馆，我回家，带着与一个十足的蠢人交谈的经历，感到神清气爽。
我几乎没有笑出声来，而是完完全全的清醒。
这是令人忧伤的、只有在商号招牌上用的“原”[48]字。
[48]如：托马斯公司原为海因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