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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十一月十二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称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
△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五次议和会议，伍廷芳提议于次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旋将此意电达袁世凯，袁接电后，即将内阁所拟国民会选举法九条电唐，并力主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
△ 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等13人，因议和条款不为袁世凯认可，联名电袁请辞。
△ 孙中山与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表示赞成社会主义，主张“广为鼓吹，使其真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
△ 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清外务部，提出中国不得干涉外蒙内政，不得驻兵外蒙，准俄在外蒙修筑铁路及外蒙任何改革均应得俄同意等五条要求。
1911年
春
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在这里，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激奋之下，写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1〕
5月
国内掀起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的运动。湖南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等同谘议局的一些议员，策划领导反清政府的长沙起义。毛泽东和同学一起卷进这一斗争潮流。湘乡驻省中学学生以反对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和另一同学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并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2〕
10月10日
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长沙城内形势紧张，湖南巡抚宣布戒严。
一天，一位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发表激烈讲演，报告起义情况，号召建立民国。
四五天后，
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
二十二日，
长沙发生起义，湖南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
月底，
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在军队除认真接受军事训练，还非常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贪读不厌。
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3〕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2〕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3〕江亢虎，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组建中国社会党。
1911年 十三岁
夏 暑假中，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讲述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悲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吾党何日醒？”
10月 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
本年 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春间
仍在日本联队，由一等兵升为上等兵。
夏间 托故假归，与陈其美在沪密谋于江浙举义。
秋间
始回日本联队。嗣得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报，及自日微服返国。受陈其美命，任先锋队指挥官，先赴杭垣运动新军，旋复率敢死队百余自沪至杭，主持规复浙江事宜。濒行作书诀别王太夫人及兄锡侯，誓为革命牺牲，并处置身后家事。王太夫人遣王良岳慰勉之。
九月十五日
蒋中正率敢死队进攻浙江抚署，同时分兵规取军械局及将军署，俘巡抚增韫，而旗营亦降，蒋中正功成不居，返沪报命于陈其美氏。是时上海已先一日为陈氏规复，陈被推为沪军都督。蒋中正乃助陈氏谋定全苏，并编练步兵一团为沪军第五团，蒋中正受任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相关人物：陈其美 增韫 王采玉 蒋锡侯 王良岳 陈规复
出处：卷1 17-18页
1911年12月31日
正因为他的能力是如此有限，他担心做的事比全部的要少得多。
如果他的能力并不是完全不行，而是不想暴露，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及他的意愿同时出现的时候，供他使用的技巧可能少得可怜，还不如他的全部能力哩。
（自由的、不顾及正厅中央和后排座位里留心察看的人而进行着的、按纯感觉到扮演的需要控制了的……）〔中断〕
早晨，我对写作感觉是那样清新，但这时完全妨碍我的是我下午要为马克斯朗诵的设想。
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的无能，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这种意义里的友谊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这里一种友谊不打断日常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如此，它的一堆表现不断地飘走，它的核心没有受到伤害地留下了。
它从那没有受到伤害的核心里自然又重新发展，但因为这样一种发展需要时间，而且也不是每一种期待到的发展都能成功，当然除个人情绪的变化外，它永远也不能在最后一次破裂的地方再接起来。
由此，在从深处建立起来的友谊中，在每一个新的相遇之前肯定都要产生一种焦虑不安，它不一定如此厉害到被感觉出来，但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干扰说话交谈和行为举止。
人们清醒地感到惊讶，特别是因为人们不明白这个原因或不堪相信这个原因。
到这时，我应该怎样给马克斯朗诵，或者在写下后面东西的时候，我全在想，我将要给他朗诵。
此外打扰我的是，我今天一早因此而翻阅着这本日记，看看我能给马克斯朗诵些什么。
这时，我在掂量这一点的时候，既没有感到迄今写好东西特别有价值，也没有感到一定要直截了当地把它们扔掉。
我的评价介于这两者之间，更接近于第一种看法，但我肯定不是按写好东西的价值而不管我的虚弱认为自己精疲力竭了。
我写好的这堆东西的内容还是将我从自己写作的源头引开，因而对以后的时刻来说几乎是不可挽回的了，因为注意力在同样的河道里在一定程度上顺流而下地消失了。
在我有时相信我在整个文科中学时代和早些时候特别能作敏锐思维，以及只是由于后来我的记忆力减弱在今天再不能合理评价这一点的时候，我又一次地如此认识到，我的不好的记忆力只是在阿谀我，我在思想上表现得非常懒惰，至少在那些本身无关紧要的，但后果严重的事情中。
如此，我自然是在回忆，我在文科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那个时候我大概很容易疲乏——与贝尔格曼在一种要么是内心中发现的或者是模仿他的犹太经典的方式去争论有关上帝和他的前景，即使不很详尽。
我当时很喜欢以在一本基督教杂志——我想是《基督世界》——里找到的主题为出发点。
在这个主题里，一座钟和世界，制钟人和上帝互相面对面而立，制钟人的存在应该证明了上帝的那个存在。
按照我的意见，我能面对贝尔格曼很巧妙地驳斥了这一点，虽然这辩驳理论在我心中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而我必须要安静下来，为运用它而组织一番，就如玩一种耐心的游戏。
这样的辩论是当我们绕着市政厅塔楼走的时候进行的。
因为我们两人曾在几年前互相回忆过这件事，所以我记得相当清楚。
但在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出色的时候——不同于那种对我要有出色的期望，何况对于从事这种工作和因而产生效果的欢乐并不将我向这方面引导——，我只是由于没有足够强有力的思索才容忍我总是穿着不怎么样的衣服来去走动，这些衣服是我双亲从个别的裁缝店那里交替为我缝制的，最早是一位在努斯勒的裁缝做的。
我当然注意到，我出外行走特别穿得不好，这是非常无关紧要的事，而且也只用一只眼睛去看待此事。
如果别人穿得好的话，过了多少年我也没有想到要在我的衣服上去寻找我可怜外表的原因。
因为在当时我已经在预感中比在实际中更多地开始轻蔑自己，我深信，衣服就我而言只是接纳这个当初如木板僵直的、后来挂着皱褶的外貌而已。
我根本不想穿新衣服，因为如果我外表已经丑陋，我至少要让它感到舒适些，我也想避免将新服装的丑陋展示给这个已经习惯了旧服装的世界。
我长期以来坚持拒绝母亲常要让人为我做这类新衣服。
她以成年人的双眼自然能看出这种新的与旧的衣服之间的区别，当我不得不在我双亲证实之下，想到没有什么会对我的外貌感兴趣的时候，这种拒绝从这方面来说却对我产生了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