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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9111230


12月30日11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因已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

△ 孙中山答复上海《大陆报》记者,说明日间将赴南京举行接任式,并组织新政府。

△ 孙中山致电邓泽如,告以“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
委任阁下向南洋华侨征集大款”。

△ 同盟会本部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团结同志宣言。

△ 南北双方在沪举行第4次议和会议,拟定召集国民会议办法四条。

△ 袁世凯电唐绍仪,告以承认第3次议和协议。
同日又电唐,否认第4次议和所议办法。

△ 清廷以军饷无着,准袁世凯等奏请,将盛京大内及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变价充饷。

 



吴虞日记>19111230

冬月十一日

午刻,吴庆熙带兵多人至余处,请余同至其营,言有人告余,吴当为余将此事了结,以便出来做事。至则老魔在焉。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遂将余所以作庭苦趣之故与周择挟嫌之由,及老魔受醮妇竣讼与余纠缠不休之历史、字据,一一呈述。吴恍然曰“有后娘便有后老子,你汤着他也是无法。我今公断。案月给其二人十二元,令其迁出与后妇同居。此后不得再生事端,复行需索。此系其自愿迁出,并非你不与同居,逼其他往。日后亦不得任意翻案再控。十二元有余,听其贮蓄。若浪费不孚,即穿敝衣亦不与你相涉。遵断后我当备案送军政府。如彼二人有违我令,惟我是问可也。”事毕复对藜然八母舅、戚让生、李协和及众弟兄宣言:“吴氏父子之事,我已了息。吴又陵并非不孝之士。此后诸人不得讥侮之,违者我即不能答应。”余当交吴二十大元,其中多八元,系预支作押下月照扣,老魔自对吴言者也。老魔欲分租房押银百金,吴摇手止之日:“不行。”老魔又欲请断田五十亩。吴复曰:“他尚有一大家人,要缴你二人一月十二元尽足用了。”老魔欲备衣衾棺木。吴日:“此待你身后议之,厚薄则看你父子之情,他若不卖棺葬你,街坊也不能答应。不必说了。” 余观吴统领听断精明,意极斩截宜有将才。胜于王人文、陶思曾诸人远矣。在八母舅处同邱化成午饭。归闻社国璋来会余,颇关心,余仍往会之。夜惆怅不能眠,思余身世何不幸之多且甚也。

 



弗朗茨-卡夫卡日记>19111230

1911年12月30日
我的模仿欲完全不是什么戏剧表演方面的事,对它来说首先缺少统一性。
在其全部内涵中的粗野的东西,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我是完全无能为力去模仿的,类似的尝试总使我失败,它们违拗了我的天性。
相反,去模仿粗野表明的细节,我有着一种决然的冲动,它催逼我去模仿用散步的手杖去操纵某些人,他们双手的举止,手指的运动,我能不费劲地去做这些。
但正是这毫不费力、这种模仿的饥渴使我远离了演员,因为这种不花力气的对立面在于,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在模仿。
只有我本人的满意的或常常是勉强的承认向我展示了这种成功。
但远远超出这种外部模仿的还是内在的模仿,它常常是那样令人信服和强而有力,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根本没有地方去观察和发觉这种模仿,只有在回忆里我才发现它。
但在这里这种模仿也是那么完美,并用一跳和一落取代了我自己,这种模仿在显然是能做得到的前提下在舞台上也许是无法忍受的。
不能让观众期望太多的极端的表演。
如果一位演员按规定要打另一位演员,在一种感官的巨大冲击下激动起来,真的打起来了,另一位演员由于疼痛大叫起来,这时,观众必然大吃一惊,并急忙从中调解。
但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发生的事情,却在这种不重要的情况下发生了无数次。
坏演员的本质并不存在于他模仿得微不足道,更确切地说在于,他由于缺乏修养、经验和气质而模仿了错误的行为。
但他本质的错误是,他没有遵守表演的界限而做了太强烈的模仿。
舞台所要求于他们的那个朦胧的想象驱使他这么做,即使观众相信,这一位或那一位演员不怎么样。
因为他干巴巴地闲站在那里,用手指尖玩弄着他口袋的边缘,不合礼仪地用手顶着臀部,偷偷地去倾听提台词的人提示。
不管怎么说,时辰也许会彻底地变化,他却还是保持着一种内心不安的严肃,这样,就是这么一位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的演员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模仿得太强烈,如果他只是按他的意思去做这些的话。

 

报刊图>191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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